记者：现在您和太太还翻译吗？
李文俊：当然，还翻译一些东西，出版社叫我翻译一个中篇。现在我不做苦工了，一天两个钟点，3个钟点顶多了。昨天就少些，因为陪太太去了亦庄的同仁医院。她是搞德文的，黑塞、歌德、豪夫，古典的也译一些。她现在译得少了，德国的一本正经的东西现在出版社不大出，时髦的那些她不喜欢，也看不懂。
记者：您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怎么没有做记者，而成为了翻译家？
李文俊：最初没想专门做翻译，而且我的外文学得也不怎么样。一般的看得懂，但是文法结构搞得也不是很清楚。后来一点点做起来了，才弄清楚这之间细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考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最有名的。当时想像萧乾那样到英国去访问，做战地采访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灵活，跑跑写写应该还行吧，就报的新闻系。考上后第二年上海就解放了，然后就强调要贯彻党的意图，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余地。很多同学都分配到广播电台，做了一辈子，到退休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当时有哪个是有名的记者？没有，都不让出名的，写的全是干巴巴的会议报告。我感觉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我还是搞翻译，搞文学吧。因为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书了，分配的时候就把我分到了作家协会。
记者：作协一直是各种运动集中“整顿”的部门，没有受到冲击吗？
李文俊：我们作家协会名额多着呢，你想呀，丁玲、艾青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人首当其冲。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其实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是杨朔（写过《荔枝蜜》）负责审查，他的《三千里江山》薄薄一个中篇，不知印了多少万册，靠这个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我是负责记录，杨朔打了电话给我，我就和那个有“历史问题”的同事蹬着自行车去杨朔的四合院。
记者：后来您下过干校吧？和钱钟书同一拨。
李文俊：下干校是1970到1972年，到河南。钱钟书比我去得早，不过都是盖房子、挖井。后来我被分到木工组，做木匠去了。手艺还没学会，上面就没人抓这个事情了，因为林彪失宠了。后来，钱钟书被调回去翻译毛泽东诗词。不久，我也被调回去了。从干校回来以后不能做业务工作，但是图书馆开放了，可以借点书来看。那时候看了很多英美小说，尤其是钱钟书借过的书，我会特别注意，也借出来看。《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是那时候看的。
记者：《世界文学》最初和现在的发行量是多少？
李文俊：最多时30多万，现在1万以下吧。这就算不错了，文学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80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和它的慢慢退去？
李文俊：这个社会变了啊，那时候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比你们更早一代的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的各种新鲜的味道，如饥似渴。现在，人们要买房子、买股票，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奋斗啦，不然你房子都买不起，怎么娶老婆啊？各人有各人现实的困难，你再喜欢文学也没用了。
记者：您是这样的看法？
李文俊：社会是这个看法。我个人是不会说要挣多少钱，够用就行了，活得下去，能去潘家园淘点古董就行。反正我也没那么多本钱，也不和富豪打交道。4亿买一幅黄庭坚的字，拍卖公司收12%，多黑啊。我是做不到他们这样。
记者：“文革”之前的翻译稿费是怎么算的？
李文俊：大概10多块钱1000字吧。那时候的10多块钱比现在100多块钱还多呢。所以那时候有职业翻译家，别的不干，就在家里翻译也能维持生活，而且生活挺好，像傅雷、汝龙就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工作，觉得浪费时间挺多的，又要开会，又要政治学习，这些时间都去掉，剩下来翻译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时间一长，书出少了，翻译速度慢了，收入就受影响。傅雷就写信给上海文化部，这信在《傅雷书简》里还可以看到，说他生活困难，维持不下去了。文化部就批，让出版社多预支他点钱。其实195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也可以生活下去。
记者：现在稿费标准似乎没太大调整。
李文俊：大牌出版社也就是1000字60元。有的出版社对我客气一点，给我80块钱，特别高的就100块。反正我也活得下去，退休金涨啊涨的，到现在也快5000块钱了，还有国家特殊津贴，还有我太太的退休金。
“自古圣贤皆寂寞”，都是这样。水平高的东西看的人就少，曲高和寡。很多人都是穷死的，我没有穷死已经不错了。政府还给我们养老金，最好过一段时间能提一提，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拉近一点，不要越来越远就已经满意了。现在也没什么牵挂，我写的东西都在电脑里，自己的大事记也都在那里。我死了之后，儿子打印出来一看就知道他父亲这个人。钱嘛，存不了多少。
记者：回忆这一生，您愿意如何评价？
李文俊：玩得还算漂亮。好比作为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也就这样了，反正不能永远出风头，都要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