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李文俊
李文俊80岁了。几个月前，他的面孔登上了国内一家着名时尚杂志。
那是一张刀刻般的面孔。因为拿掉了厚厚的镜片，眼睛失去掩护，显得湿润润的。
“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找我，”李文俊慢条斯理地说，“大概他们的主编曾是一名文学青年。”
是的，凡喜欢过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李文俊。他是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和卡夫卡的译者，他译的每一本书都至少影响过一位当代作家。余华、莫言、苏童都满怀眷恋地回忆过当初读到这些作家的中译本时的震动。
2000年，因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写作《福克纳评传》过于劳累，李文俊曾大病一场，光病危通知就收到5次。从鬼门关回来，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做翻译，可李文俊自叹“尘缘未了”，这些年又翻译了近10本着作。这些着作如今静静地躺在老先生的书柜里。李文俊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行李。
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在一首诗里列举了她一生所失去的，如：钥匙、母亲的表、宝贵的光阴、朋友、3所房子、家园和祖国。
回顾自己的一生，李文俊说：“我也有所失去……然而也并非一无所获：我有亲人，有也许还不算太菲薄的成绩，以及友情、家园、还有人生阅历……”
在他看来，翻译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引用歌德的话说：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半个先知。
如今，李文俊坐在书房里，翻着一本《外国文学插图精鉴》。这是他用15年的时间集成的，相当于一部外国文学翻译史。
墙上挂着“静轩”两个隶书大字，是从琉璃厂淘回来的拓片，装入紫檀木的镜框里。家里摆着不少瓶瓶罐罐，都是潘家园淘来的“古董”。老先生饶有兴致地拉着我们看，过一会儿又很严肃地说：“我是不打算卖的。”
翻译生涯的开端
1930年，李文俊出生于上海。父亲在洋行工作，母亲中学时也学过英文。中学时代，他译过一些好莱坞明星的讯息，如“凯瑟琳•赫本的三围”，投给当时的《大晚报》。
李文俊至今记得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乘上49路红色公共汽车，推开四马路报馆铜棍锃亮的玻璃门，在齐眼睛高的大理石柜台前，看那位烫着一头蓬乱头发的出纳小姐扔出几张小额钞票。”
1948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同学一起翻译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两部着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这是他翻译生涯的开端。
大学毕业后，李文俊进入中宣部办的干训班，学了8个月的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之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编辑部。1953年，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鲁迅1930年代创办，《世界文学》前身）。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在《世界文学》的人生，绵延40年。
当时编辑部鼓励年轻人去向专家请教。刚开始工作，李文俊就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归国不久的冰心和加入了中国籍的沙博里。
李文俊说，每次拜访都有故事：拜访钱钟书、杨绛，“他们那时住在中关村平房，不到顶的隔墙上供着一尊铜佛”；拜访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话了他才答应的”；拜访赵萝蕤，“可惜没见到陈梦家的明代家具”；拜访杨宪益和他太太，“记得杨先生对我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戴乃迭正好从门外进来，只听见了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吗要不老实？’”；拜访王佐良、周珏良，“他们和我一起挤上一辆332路公共汽车，请我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饭馆吃了一顿饭”；拜访冯至，“他对我说，歌德不好算作浪漫主义诗人，接着很有权威性地一笑”。
从卡夫卡到福克纳
在《世界文学》，李文俊做了20多年的助理编辑。1978年，《世界文学》所在的外文所招入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其中包括赵毅衡、裘小龙等人，而文学也迎来了一个最狂热的时代。
1979年，“文革”后复刊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它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卡夫卡的推介得益于李文俊的慧眼。当时国内德语翻译家并不知道卡夫卡，甚至冯至也是如此，当他在德国留学时，卡夫卡还不为人知。因为经常浏览国外报刊，李文俊知道卡夫卡在国外很受重视，建议上海译文社出版卡夫卡的作品，“结果出了6本，作为反面教材内部发行”。
时值《世界文学》复刊，李文俊请学德语的太太用德文版校对了一遍《变形记》译文。他没想到卡夫卡在青年人中会引起那么大反响。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看到卡夫卡，被深深震动。他后来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李文俊把翻译喻为“行人寥落的小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李文俊开始翻译福克纳时，曾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福克纳难译，而《押沙龙，押沙龙！》更是难上之难。《押沙龙》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From a little after two o'clock until almost sundown of the long still hot weary dead September afternoon they sat in what Miss Coldfield still called the office because her father had called it that —— a dim hot airless room with the blinds all closed and fastened for fortythree summers because when she was a girl someone had believed that light and moving air carried heat and that dark was always cooler, and which （as the sun shone fuller and fuller on that side of the house） became latticed with yellow slashes full of dust motes which Quentin thought of as being flecks of the dead old dried paint itself blown inward from the scaling blinds as wind might have blown them.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长句比比皆是。李文俊说，翻译时难就难在必须要把作者蓄意表达的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文字尽可能熨帖老练，符合中文习惯用法，还要保留住作者的“神来之笔”。
长句子并不是惟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和艾略特，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需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
在译《押沙龙，押沙龙！》的整整3个年头里，李文俊日日夜夜都在受着这样的煎熬，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他至今对译毕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着，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
说到这里，李文俊走向书柜，在我们惊异的注视下，拿出那本《押沙龙，押沙龙！》，轻轻地把第一段的译文念了出来：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
“文学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