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
余承东决定背水一战。首先，余承东下令华为上海研究所以后将专注于“数一数二”智能手机（Smart phone）的研发，而传统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则迁至西安。摆在工程师们面前只有三条路：“愚公移山”、西安、辞职走人。几乎在一夜之间，上海飞至西安的航班上塞满了华为工程师，密码箱内则是待交接的产品雏形。
其次，余承东对产品进行取舍，他砍掉了那些平淡无奇的产品。为了集中开发资源，余承东甚至主动放弃了需要150名工程师、金额高达数亿元的“全球大运营商的大项目”。其三，余承东重新招兵买马，仅在其办公室内，他就亲自面试了数十名高层管理者。余承东所欣赏的精英标准如下：“革命性思想，对细枝末节一丝不苟，两者最好兼而有之。”他成功说服曾担任西门子产品概念设计总监、宝马主设计师的德国人范文迪（Hagen Fendler）担任华为终端手机产品首席设计总监。在余承东的游说下，范举家迁往深圳。
在华为内部，余承东以打硬仗闻名，人称“余疯子”。意思是在外人看来是“痴人说梦”式的目标，余承东都能坚信不疑并将其实现。在担任终端董事长之前，他整整做了18年的电信网络设备，也曾担任无线产品线总裁，将其业务做到销售额全球第二，发货量全球第一。
在手机领域，他更喜欢称自己为“新手”。他随身携带3部手机，一台iPhone4, 另外两台则为华为自己的产品。多数时候，余承东的体验并不好——2011年初，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接待客户间隙，余承东曾忙里偷闲去参观了三星、LG、NTT DoCoMo的展台，称“备受刺激”。回到国内，余承东则多次抽身前往深圳华强北及赛格等电子市场“踩点”。那里的情况也不乐观——你看不到华为手机的身影，仅个别店面销售其数据卡及上网猫等终端产品。
在产品调查过程中，余承东发现成本导向对华为产品设计的危害极大。例如以往华为某些型号的手机音频效果极好，另一些则很一般，其根源在于成本导向导致工程师被迫压低产品器件规格，如音腔尺寸、听筒及麦克风等，如此自然无法设计出顶级之作。事后，余承东则鼓励开发团队对产品内涵性能务必要“世界一流水准”。这些指标包括信号接受灵敏度、低辐射、省电电路及软件算法设计、通话语音质量最佳、上网速度最快等。余承东对产品测试颇为入迷。在瑞士达沃斯峰会上，余承东曾与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谋面，后者赠其一台谷歌Nexus Prime样机，余承东如获至珍，凌晨三点仍对其做对比测试。
余承东鼓励工程师们大胆试错，并乐于开出巨额支票。其金额之大令李小龙倍感惊讶。在李的印象中，华为曾开发过一款为美国运营商MetroPCS定制、型号为M735的手机，其单笔最大开发费用约数千万。余承东告诉李，他愿意为一款旗舰型产品花五倍于历史最高纪录的钱，并动用最大限度的公司资源。这并非易事——做薄的硬实力包括触摸屏、摄相头、电池、天线、喇叭和连接器等。软实力则包括架构设计、散热设计、新材料技术、仿真技术、机械加工工艺和ID设计等。
“我好像坐在火山口上，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每天醒来一睁眼，20多万元就没了。”李揶揄的说。华为欧洲设计团队很快提供了八个设计方案，其中一款内部代号为“Thunder”的ID设计被认为最接近量产。其创意来自埃菲尔铁塔侧面的倾斜弧度，工程师们称其为“埃菲尔”。其厚度为7.7毫米，这较以往华为的最薄极限整整薄了4毫米。“9mm以下，对物料要求都很变态了。10mm以内是巨头之间的战场。”华立德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周亚洲说。周称大屏超薄因不符合人体工学而手感很差，因为若想兼顾，8mm厚度与4.3寸屏则成极限。
“埃菲尔”最早于2011年3月开始设计。为了实现最佳的开发效果，李小龙下令将超过50名顶级工程师隔绝在一个地点，实行封闭开发。50名工程师夜以继日整整干了两个月时间。首先是外观设计，然后将元器件堆叠在一起，修正各种偏差，进而制造模型样机。
按照行业惯例，毫无经验的设计团队首先买回了市面上所有同类型机器并逐一“拆机”，以观察它们如何在“过去”实现“薄”。在最初的每个月，数百部手机被拆卸，最终拆卸的手机超过1000部。工程师着重对每款手机进行研究测试，总结其设计优点，如更低成本设计、更有效的的空间设置、更好的天线效率等。其次，华为向其日本研究所及上游供应商了解如何重新开发元器件以实现“更薄”。日本方面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其研究报告显示日本拥有大量部件、电子、机械及材料顶级厂商，手机核心元器件如电池器件外壳、镁铝支架、玻璃、屏幕等均可变薄。
坏消息则是重新整合供应链难度颇大。就零部件而言，最大的挑战即屏幕。业内公认三星魔丽屏（Super AMOLE Plus）为最成熟的超薄方案。除了高高在上的价格，供货保证亦是难题。该技术被三星垄断供货，后者时常以“产能不足”断货以打击竞争对手。其次，摄像头亦因高质量成像而难以降低厚度。天线亦是难题。在加工环节，一些经验丰富的供应商警告称若要实现薄，在塑胶注塑工艺及元器件环节可能导致质量管控风险及产品延期问题。
现实则残酷的多。因为无法均衡质量与设计的关系，“埃菲尔”不得不被迫“折中”修改。在后期时，李遗憾的发现其原始设计ID非常漂亮，但经过零部件堆叠填放后，它变丑了。5月，“埃菲尔”的产品模型被摆放在余承东面前。
余承东很直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埃菲尔铁塔？”“我低估了余承东总要顶级产品的力度和决心。我妥协的太多。”李小龙感慨说，事后，李分析其原因在于ID设计师对可实现性考虑不多，其创意往往天马行空，而后期硬件工程师多从产品性能角度考虑而忽略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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