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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回归正常化过程中房地产金融

2011-08-18 15:53来源:搜狐焦点网字号:小

  8月17日,2011博鳌房地产论坛在博鳌开幕,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下一个 十年 改变中的房地产”。沿袭往年论坛的高端性,行业内知名企业领军人物,政府部门相关领导,资深媒体人士以及明星经济学家出席论坛,论剑地产,重磅学者将针对我国房地产行业发表演讲,进行高端对话。搜狐焦点作为联合主办方,对2011博鳌房地产论坛进行全程直播。

  著名经济学家 巴曙松

    以下为请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先生的主题演讲:

  【巴曙松】:现在是41分,谢谢主持人。根据大家的预期和上午的承诺,我对陈淮老师的演讲作一点回应。我自己的内容就PPT也不看了。首先我想说第一 点,总体的评论,我发现出乎意料的今天陈淮主任的演讲非常的四平八稳,非常的温和和容易接受,这表明即使监督是错误的,像我这样,只要监督存在,就会给决策者形成一个制衡和约束。因此,我呼吁我们的业界不应该只是对政策不发意见,要多像任志强先生这样多提建议。因为只要提,他讲话就得注意,决策者就得注 意。所以监督是有价值的,以至于让有些嘉宾开始PPT半天找的有点紧张。我们首先相信决策者水平是高的,但是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审慎、更专业,我们房 地产市场发展的更平稳。

  第二,我想评论的就是我们在回应的时候特别要关注公众和业界真正关注的问题。公众和业界希望你正面讨论问题,结 果你给看一个背面;公众希望你谈当前的困局,他给你谈传统文化的局限;公众希望你谈政府的责任,他给你谈演进的历史;公众希望你谈政策的不足,他给你谈进步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也制衡一下。换了别人,我也不敢说。我尝试着正面的说一说,要像刚才这张图片好奇的老农民一样,我们就是要看到正面,不能只让知名专 家只给我们看背面,我们对正面很好奇。

  我对陈淮主任提的四大挑战作一点回应,他这四大挑战恰恰表明我们在房地产调控中的四大错位。第一 个说城市化快速推进,十六七八,吃死爹妈,这就是我们调控房地产的理由吗?它是真实的反映什么方面责任的缺位呢?我很谨慎的注意到陈主任在日本待过,城市化、工业化,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城市都不同程度出现贫民窟的问题。我最近到巴西看贫民窟,提心吊胆。司机说别下车拍照,很容易冒出枪了。日本为什么没有出 现贫民窟?你看日本房地产,在进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建设了大量的这一些我们把它的叫日本农民工的住房。这是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之所在。日本真正的房地产投资,金融化投资,商品投资,是在城市化基本接近尾声,基本上叫做城市的家庭数量和住宅数量达到1:1大致平衡之后,才房价出现一个明显 的主声浪。所以不能因为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快速推进,就回避我们房地产结构、房地产政策、保障房方面的重大的缺位,而我们十年的调控有一点明白的话,就是意识到有一部分该你承担,不是该市场承担。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思考,不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这些改革,我估计还会用工业化城市化推进来掩盖有些 领域的一些缺位。

  第二个,我们说基础设施建设说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我们房地产调控的原因吗?恰恰是有些主管部门工程监理质量管制 方面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规划不足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够、透明度不够,大量卖地,从我们房地产获得盈利建了大量广场而不是建公众使用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个也不应该是可以推诿的调控理由。

  第三个,对我们金融界的批评,10.7万亿地方债务和3.19万亿外汇储备,我认为是两个性质的问题。3.19万亿外汇储备,是中国这个经济结构和特定人口结构下一个储蓄的盈余。储蓄减投资等于经常项目顺差,我们储蓄率高,投资为了防止过热不能增长的很快,才有贸易的盈余,回流形成外汇储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石油这些国家,他主要通过出口石油,然后拿出一部分做储备,进行主权投资一 样,我们是人口红利时期,什么都没有,就有勤劳的双手,我们通过大量加工,赚一点这个盈利。当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之后,这一部分外汇储备会被逐步消耗,这只是我们储备了人力而已,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它有改变的重大的迫切性,也有很大的毛病、缺陷。但是缺陷比10.7万亿地方债务缺陷要小,这两个不好之间,我宁可选择外汇储备,原因是我们10.7万亿这些资产是真的是优质资产吗?它的决策过程是怎么样的?平台的公司治理是透明的吗?决策程序是怎么进行的?它成为了我们房地产不断向这个平台输血的理由吗?是这些烂尾工程损失大还是这些外债,现在我们投资的债券它的安全性高,我想是一个风险收益的平衡。

  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城市化是有推进的理由,包括刚才陈主任讲的我们农民工进城是一个挑战、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把它几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城市结构失衡结 合起来来看,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主要领导,陈主任这样我非常敬仰的专家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似乎一点都没有看清楚。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城市结构需要调整,大中小城市功能要合理定位,如果说农民工问题我们要让市民化,好,那我们房子的建设就要重点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但是我们3600万保障 房是怎么算出来的?你考虑了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吗?你分配给谁了呢?农民工是怎么流动的?在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加工业、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09年以来中西部投资高于沿海,似乎你这部分保障房就应该跟随农民工迁移,各省计划是怎么分配的,标准是什么,后续怎么维护的,从这样影响深远的重点领域结果就没有体现陈主任说的四个方面的担忧,这就说明我们理论判断比较前沿,但是没有体现在一些具体政策和实施里面。你如果一开始就设计了 3600万套,农民工进城国展你测算了吗?评估了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吗?考虑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吗?考虑到城市功能的再调整吗?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十年我们值得反思总结的还很多,可能就是要更多的把这些理论界的优秀研究成果、业界的意见更加平衡的反馈实施到我们政策和执行过程中,这是下一个十年的挑战。 我们应该从简单的原来的批评、对立转移到整合和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决策这样一个大方向上。

  我跟陈主任是好朋友,所以 才有这样一个调侃,但是体现了我们一个期望,已经过了十分钟了。今天他讲的四平八稳,说实话漏洞不太多,不太好批评。所以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意见,我们这些理论判断,趋势的判断,业界专业的意见,在这些政策执行和实施过程中应该得到体现,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责任编辑:孙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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