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

（一）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现状

　　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文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2005年的27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超过1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十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近60%。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仅为40.2%，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而且大部分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更是发展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创新服务业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约束。

（二）中国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

　　中国服务业发展不足，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和城市化率低、收入水平较低等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体制环境没有理顺。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较之与物打交道的狭义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更高。要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就必须改革与创新既有的服务业体制，培育健康规范的制度环境。

　　1、加快服务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中国服务业发展既有国外服务业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中的一般共性，又有作为发展中的市场转轨国家的特殊性。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和结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不具备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造成的。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市场机制已日渐完善，放松经济规制、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

　　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要公平竞争，各市场主体就必须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建议分步骤放松对现代服务业中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此打破市场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改变服务业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在市场准入、土地使用、信贷、税收、上市融资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的待遇，形成与国有经济企业相竞争的局面，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升服务业产业的竞争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经济是中国大型服务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要加快国有大型服务企业改革的力度。从宏观上讲，要加快服务业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微观上讲，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对国有服务业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企业外，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逐步改制为多元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激励约束相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推动各类企业管理方式、管理模式创新，促进主辅分离，推进企业内置服务外包，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要素流动与市场竞争的“引导者”。要根据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市场供求状况，逐步放松服务价格管制，尽可能减少非市场定价，推进市场定价。对某些必须管制的服务价格，也要提高定价的透明度，应当允许有些差别化定价，或有指导性的市场定价。

　　2、优化和完善法规制度与政策措施构成的软环境

　　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是现代服务业快速有序发展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波特在阐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时指出，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一国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是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除了现代通讯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硬件环境，还要重视以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机制体制为重点的软环境。根据王静波(2006)提供的资料，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历来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多年来致力于人才、教育、市场制度和监管等商业环境的优化，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等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努力营造公开的商业环境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监管，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从中介、码头、金融等领域退出，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新加坡港则通过诱人的税收政策以及缜密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不少航运客户的青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做法为我们在建立完善的服务业法律体系和政策措施以及优化市场环境等方面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3、创新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使用，充分发挥其弥补服务业领域“市场失灵”的作用

　　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是指在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或国债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服务业重点领域建设项目等的补助性资金，目的是调动地方和企业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引导多渠道资金对服务业的投入。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的设立，对于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优化服务业结构和提升服务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用好“服务业引导资金”，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正确界定和区别对待市场化服务和公共服务。对于市场化的服务领域，要坚持推进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政府主要依据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提供相关信息，营造体制环境，明确政策导向，规范企业行为，加强必要的监管措施。而公共服务领域，正外部性较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果没有政府投资，要么供应不足，要么因为“无利可图”民间资本不愿意介入，这个时候，政府资金应该出面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民间资本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政府资金的这种介入并不是要对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的事务“包办一切”，其性质应是补贴性资金，政府部门不必大规模介入服务投资领域，而只是在一些“市场失灵”领域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最终目的是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政府投入为引导资金，带动民间资本投入，从而拓宽这些领域的融资渠道，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

　　4、逐步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此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证明，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代工业社会，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因为服务业要求它的生产和消费在同地点进行，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城市为依托。另外，服务业的许多产业都具有规模效益，例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会计法律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只有在人口规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才能盈利。而且，相对来讲，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因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比较大。因此，只有依托城市才能培育起现代服务业的土壤。

　　城市化的进程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但也与政府政策及制度环境息息相关。中国严重的二元经济固然与历史形成的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相关，但严格的城乡分离的制度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二元经济格局。因此，要适度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就必须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创新。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未来一段时间，要对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市镇设置的法律制度等直接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城市化来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和服务就业总量的提高，从而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结构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