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中，制造业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低端服务业如呼叫中心、软件编程等也在转移，但是，发达国家始终牢牢掌控着居于高端的现代服务业，拥有极大的市场份额。
“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徐冠华认为，传统产业并不绝对等同于低利润、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关键取决于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
以制笔业为例，中国圆珠笔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但整个产业链却是大而不强，处于价值链低端。“在获得的1块钱当中，进口的笔头、笔芯、技术和设备占了大头，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利润一般是2分钱到5分钱。”徐冠华分析。
制笔业的困境在中国传统产业当中极具代表性。徐冠华称，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缺席”，传统产业低利润的状况令人忧。然而，要破茧重生，一方面缺乏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却难免受外界“冷遇”。
“我们现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听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声音。”徐冠华说，当然这也重要，但是绝不能把传统产业孤立在主流的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之外。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经济、科技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他说，这也是他多年来以科技管理者视角反思的结果。
“现在有一些项目要落地，一看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会急着往自己手里抢，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哪个地方都很难搞上去。”李国杰对于当前各地争先恐后上项目的现状颇感担忧。
“不仅仅要考虑技术因素，更要有全球视野和长远考虑的战略谋划。”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他认为，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不能一哄而上，没有必要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产业都作为当地的重点产业，而应因地制宜有所取舍。
“像台湾凭借全世界最大的代工厂、韩国凭借三星，就能为其带来响当当的声名与回报。”他说，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国内各大城市能有明晰的区域功能分工，运作效率也会更高。”
“中国存在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无序发展和”低附加值陷阱“。”徐冠华说，有不少地方比拼政策优惠度招揽高技术产业项目，往往对此缺乏理性，容易导致雷同式布局、低层次竞争、技术盲目引进、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问题。
“制笔业、光伏产业这些案例说明，我们存在一些问题。”徐冠华直言，政府过多依靠微观层面的项目操作，对战略规划、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导致产业技术换代和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被GDP牵着鼻子走，过度关注规模总量的扩张，对产业附加值提升关注不足。
“政府管理思路必须转变。”他说。究竟如何把科技和经济结合起来？就应该把选择权还给市场。“技术进步和创新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所以单凭指定项目的行政手段来判断、确定优胜者，成功率会很低，并很可能把创新的幼苗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是我第一次来济宁，这两天参观了一些企业，我感觉在传统产业的改造、企业电子商务、物联网等领域，济宁的企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对济宁转型升级之路，李国杰寄予厚望。
而对于经济转型的突破口，两位院士给出了几近相同的答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徐冠华看来，经济的转型一定要依赖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创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
“包括信息服务业、物联网等在内的信息网络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而我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近几年一直徘徊在4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促进工业化、信息化融合，无疑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李国杰表示。徐冠华认为，因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措施，后果非常严重。然而，有不少地方并没吸取教训，无序缺乏战略指导和技术支持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新兴产业里仍在不断重演。以光伏产业为例，去年末就遭遇普遍困境，数据显示，浙江374家中小光伏企业中，至少有50%处于半停产状态，而在拉晶和切片等环节，停工的企业甚至达到70%-80%,已经破产转行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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