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理的基本方法：惯习养成
君子的培育通过学习进行。对于学习，孔子有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反对填鸭式的灌输和强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说出了学习的本质。正是这种自主性，可以小心翼翼地避开“己所欲，施于人”的强制陷阱。对于统治者来说，把握权威的强制性和诱导性的边界十分重要，这里面包含着现代管理理论中“权威接受论”的思想闪现。
翻遍《论语》，即便是对学生的呵责，也没有强制因素。例如孔子对宰予昼寝发出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恶评，只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心态，充其量是说从此以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也没见孔子把宰予开除了。反过来，《论语》中循循善诱的教导则随处可见。因此，孔子的仁学虽然有着可能带来强制外推的漏洞，但他自己对强加于人是有所警惕的。儒学运用权力强制，是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开始的。
学习不仅仅是书本，更重要的是行为上的相互影响和潜移默化。所以，孔子对邻里选择和朋友交往有相当多的论述。从管理学的观点看，孔子倡导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非正式组织。例如，“德不孤，必有邻。”（《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季氏》）后来的“孟母三迁”，就是孔子择邻思想的具体实现。
按照当今西方的组织理论，非正式组织是自然发生的，有意为之的只能是正式组织；而正式组织是具备结构形态的，无法以层级部门结构表述的肯定是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融合，一直到巴纳德才得到了学理上的说明。孔子的思想显然没有现代组织理论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他只是从社会生活中感受到了“有意为之”和“松散群体”二者的可结合性，为培育君子营造人际氛围。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代管理中强调“团队”的历史渊源。
孔子所说的潜移默化的学习，已经具备了“惯习”特征。尽管“惯习”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予以理论说明的，但我们从《论语》倡导的君子养成方式中不难看出“惯习”的先秦经验版。布迪厄把惯习解释为“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
惯习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赋予人一整套“性情倾向”（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君子的养成，无疑是通过惯习实现的。以当今的组织行为理论与孔子的君子养成实践互证，可以发现，孔子的择邻、交友等论述，就是古代改变人们性情的一套系统，它通过整合经验并感知、评判和行动，将群体中的个体变为君子，将个体的君子扩展到群体，奠定了内圣外王的愿景。
培育君子的惯习系统，既要坚持不懈，又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孔子强调君子的养成要时时努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群居数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但不可操之过急，“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而且，孔子还指出，如果对“不仁”过于嫉恶如仇，就有可能带来动荡。“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所以，惯习群体的形成不能听凭自然，需要志同道合，尽可能减少群体摩擦。对于古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孔子感叹说“诚哉是言也”（《子路》）。即便是能够实现仁政的王者，也需要一世（三十年）才能奏效。“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百年和一世的期盼，正是治国以育人为目标的旁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还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且在《论语》中，期月和三年，与百年和一世并列。对于这种言辞上的差异，稍加辨析就不难明白，期月和三年，说的是治理绩效，而百年和一世，说的是育人成果，二者恰好形成了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