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家管理表现出来，其核心观念是“仁”。从管理角度而言，孔子可说是仁政和善治的祖师。仁与管理的关系，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管理的目标定位：培育君子
孔子继承了周公“不谈物质”的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治国理家不能追求物质的富有，而要着眼于君子的养成。《论语》一书，有大量的君子小人之辨，说明孔子特别警惕小人而崇尚君子。
“仁”包含了君子应当具备的各种美德，所谓君子，应当成为仁者。但是，应然不等于实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仁者已经罕见。孔子自己就感叹道：“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也许有，但太少见。即便是君子，也不一定就能坚守仁德。“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类似的感叹还有“知德者鲜矣”、“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等等。
正因为仁者的稀缺，孔子很少给别人“仁”的评价。子张提出：令尹子文三次出仕无喜色，三次罢免无愠色，算不算仁者？孔子的评价是“忠”；陈文子因为当政者无道，放弃家产出走，算不算仁者？孔子的评价是“清”；他们统统都不是仁者，“焉得仁”！
孟武伯让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是否具备了“仁”。孔子的评价是：子路“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也，不知其仁也”；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西赤“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包括孔子期许“可使南面”的仲弓，有人说他“仁而不佞”，而孔子仍然说“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可见，在孔子眼里，能够在品行上达到“仁”的人，太少见了。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到自己，也认为不敢当“圣”与“仁”二字，只不过是在不断追求罢了。“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述而》）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者，本质上是一种可以不断趋近却极难达到的理想人格。只有君子才有可能接近仁者，所以，管理的目标就是培育君子，引导君子向仁者努力。
那么，前文提到孔子曾经以“仁”评价子产和管仲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区分这两个“仁”字，正是解读《论语》的奥妙所在。由于《论语》的语录体脱离了具体情境，准确理解孔子的原意，需要根据上下文和语气指涉还原对话场景。孔子谈论子产和管仲之仁，是针对他们的功绩而言，没有涉及两人的品德，而谈论令尹子文、陈文子以及他的诸位高徒，针对的是个人品德而非政绩。所以，子产和管仲具有“仁”行，但不一定具有“仁”德。在另一处论及子产的地方，孔子就只承认子产是君子，回避了“仁者”。“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管理的目标定位是人不是物，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孔子奠定的。如果说，西周的礼治强调社会管理，那么，孔子开始强调人格培育。后来中国的管理都突出育人而淡化事功，就是礼治和仁政的人性化延展。
二、管理的道德基础
孔子的仁政，继承了周礼的德治传统，而且把治理国家的重点由礼乐体系的外在约束转移到道德教化的内在觉醒。
孔子从政的志向是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实现这一志向的路径是道德感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鲁国的季康子问政，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孔子反驳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对于刑罚，孔子是格外谨慎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即便孔子断了在官场从政的念头后，依然认为自己可以在民间从政，即以仁义教育影响政治。“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把孝弟与仁政联结为一体。
以德治国的标准是“五美”“四恶”。子张问政，孔子告诉他“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属于君子所为；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属于败德行为。
养成尊五美屏四恶的行为，均需要道德教化。道德教化并不排斥礼仪形式，恰恰相反，礼仪形式因为注入道德内涵而具有活力。当内心的仁德扩展到社会的仁政时，就需要必要的礼仪，使仁政规范化。“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