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遇到农民工返乡潮来临的前一段时间，媒体上都会铺天盖地传来农民工讨工资不得的新闻。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遇到不少包工头、发包方和农民工；趁着城市的工期还未全面展开时，我们抓紧交流着各自的心得，哪怕是老话题也总能谈出点新内容。今年的话题聚焦在“劳务中介”上，这是劳资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年前，某市的法庭出现了70多名讨要劳务费的农民工，他们来自法庭500公里范围内的各地农村。经了解，自然人张某将工程发包给了某劳务输出大县的中介刘某；刘某又将该工程分包给了4个同县承包人。按照承包协议，张某付清了全部工程款，而刘某却下落不明。张某认为其与农民工不存在雇佣关系，农民工则认为他们给张某盖房子，张某就应该支付劳务费；因无钱返乡过春节，这些农民工只能告上法庭。
法庭当天即成立了农民工劳务费清收工作小组，启动调解机制。在审查相关材料时，法庭发现发包方尚有25万元工程款质量保证金未付，便提出用这笔资金解决这些农民工返乡过年的费用，于是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但到了执行日，发包方称全部款项要在次日才能到位，回家心切的农民工自然感到不满；为了能让他们顺利踏上归途，最后法庭干警们自筹了25万元分发给农民工。为表达感激之情，这些农民工在踏上回家过年的火车之前，将一封饱含真情的表扬信送到了法庭。
说到底，市场经济还是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政府以及相关管理机关更应该注重“规则”所应起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大力完善农民工讨薪的制度保障。除了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外，在此过程中还要积极推进对中介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的监管与惩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