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诞生之初，咨询和培训便如影随形。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其正式身份就是咨询培训师；管理学体系的构建者法约尔在退休后，也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培训事业。如果了解管理学诞生时期泰罗的“赔钱赚吆喝”，法约尔在管理教育方面的宏伟设想与实践，就不难看出在管理学科诞生阶段，培训与学术的“亲密关系”。
教育与实践之天然矛盾？ 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本就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上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戈登和豪威尔报告，以及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皮尔森报告，都尖锐地指出商学院未能承担起训练、培养管理者的重任。当时的批评认为，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而忽视了人文和科学两大方面的基本素质培养，用支离破碎的具体知识限制了管理者未来的成长。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发展积淀要比中国厚实，所以学者、培训师、经营者尽管互相贬低，但起码可以采用共同术语，能够进行职业对话。例如，德鲁克虽然受到学院派的排斥，但没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还影响着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过来，身在学院、从来不做咨询的学者马奇，拿着小说和剧本讲授领导力课程，其授课方式却影响到管理咨询和培训领域。
然而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欧美。如果说西方是分工不同造成的问题，而在中国则是分裂造成的问题。如果说分工会产生隔阂，那么分裂则会催生大量的江湖游医。
江湖化的管理学界 中国已经有了众多的商学院，有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教授队伍，但教授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标和聘任标准方面—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聚焦各类顶尖期刊和官方项目，在管理实践领域基本上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训师几乎不看这些东西。所以，在西方通过咨询和培训能够进入企业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
有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也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咨询服务。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学院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咨询和培训，大量属于非管理性质的具体技术方案，以经济、会计、金融等内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极少。而关于人力资源、领导力、组织变革等方面的培训基本上不是商学院进行的。
大量的民间管理培训读本是仿照戴尔·卡内基的心灵鸡汤，或基于国情的国学启蒙，常常流于粗制滥造甚至误人子弟。有些知名培训师连演讲大师卡内基和钢铁大王卡内基都分不清，把二者混同为一人；有些人连国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所讲内容不超出传统的蒙童读物水平，甚至把孔孟老庄达摩惠能一锅煮，根本没有传统学术的基础，江湖游医变成了全科名医。这种培训靠的是驾驭会场、诱导听众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识和思维训练。
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