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百年纪念 中国伟大的“批评家”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生长在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大众的痛苦挣扎，他都看在眼里。但是使他最感痛心的是，当时的民众昏昏沉沉。

　　1902年4月，21岁的鲁迅怀着寻求真理、找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的强烈愿望到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活动的中心地区。鲁迅到日本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刻影响，于1903年初毅然剪掉了具有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象征的辫子，以表示对清王朝的憎恶和与之彻底决裂的决心。鲁迅将剪掉辫子后照的照片送给好友许寿裳，并在照片后面写下了一首诗《自题小像》。这首诗是鲁迅向旧世界宣战的一篇宣言。他用无法逃脱爱神射箭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和祖国不能不相爱，以反衬爱之深切，用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决心来表达自己矢志于救国事业的宏愿。他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正像一条红线，贯穿了鲁迅的一生。

　　鲁迅开始到日本时是学医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解救人民最要紧的不是“医”，而是需要打开思想上的枷锁，唤起民众起来斗争。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犀利的笔去挑开旧世界的黑幕，让人民群众看清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也看清自己的愚昧，赶快奋发起来，他的《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以后他又陆续创作了《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一批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

　　1936年春天，鲁迅病倒了。鲁迅年轻时就患了肺结核，由于年纪逐渐增大，又长年累月处在紧张工作和战斗之中，这一次发病显得格外沉重。但鲁迅不愿离开上海去疗养，他还要斗争。他经常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每当病情略有好转他便在床头扶案写作。《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优美的散文就是这时创作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巨星殒落的噩耗传来，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中，人们用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民族魂”，这正是中国人民对鲁迅的最高褒奖！

　　毛泽东也曾对鲁迅一生的非凡业绩和战斗精神作了最充分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批评家”身份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读了许多各界人士纪念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鲁迅精神、品格在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文章读后颇受启发，但也有不满足的地方。

　　长期以来，我们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鲁迅有一个重要的“身份”，而且最能体现鲁迅精神和品格的“身份”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批评家”！当今天有为数众多的从来不发“批评”之声的“批评家”，在文坛指点江山、颐指气使时，我们真该想想鲁迅先生是一位什么样的“批评家”？

　　在各种文本中，我们常常把“评论”与“批评”混用，因此一位评论家，同时常常也可称之为批评家。罗根泽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将中国文学批评的源头上溯到周、秦，他借鉴一位英国学者对文学批评的界定，将从周秦到两宋的所有文论都纳入批评史，其中包括“文学裁判”（英文原意），以及“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或许我们从广义上可以这样理解文学批评，但从狭义上说，“批评”就是指出缺点、错误、问题，是与“褒奖”、“表扬”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可以说鲁迅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伟大的批评家”。虽然“文学家”也涵盖了“文学批评家”，但鲁迅的“批评”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学的范畴，涉及到社会重大事件、思想、文化、文学等多方面，凡见阻碍社会前行的障碍物，凡遇那些“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之徒，他都毫不留情地挥戈“批评”，闪烁着他四面出击的刀光剑影……我想，称鲁迅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批评家”是名至实归的。他作为“批评家”的战绩，不仅仅体现在他大量的杂文中，他创作的小说、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大都可看作是他进行社会批评、批判、反思的另一类艺术手段。

　　我还常常想，鲁迅所批评过的那些社会现象、人或事，从“新闻性”上考量，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为何我们今天仍然爱读他的的杂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他批评的问题在现实中仍然找到经过“变异”的影子、他的批评文章中闪烁的智慧、思想的光芒已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的力透纸背的犀利文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位“伟大批评家”所具备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不仅是他那些杂文具有永恒魅力的基石，在当下仍然是一种虽要大力弘扬的稀缺的品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已立”。而鲁迅自己即是一位“不随风波”的大写的“人”，一位铁骨铮铮、无丝毫奴颜媚骨的人。

　　读鲁迅的杂文，可以作这样的断言：先生所有的立场、观点、判断皆从己出，而不是因了什么“功利”的左右，或看了谁的“眼色”。他估《学衡》、批《甲寅》，与复古派的论争；与现代评论派围绕女师大风潮的论争；与倡导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左翼文艺者的论争；与来自同一战壕的极左派的论争……无不彰显了他作为“伟大批评家”的独立品格和风骨。与先生相比，当代自以为已经足够“伟大”的作家和只会说恭维话的“批评家”，真的是要“惭惶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