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鲁迅作品的标题一样——“为了忘却的纪念”，每一次试图告别鲁迅的举动，都变成与鲁迅的一次次重逢。
新学期伊始，各地语文教材“大换血”，有20多篇课文被删除，其中有鲁迅的《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
又一次“去鲁”，又一次激辩声四起。仅仅是调整几篇课文，对社会神经的刺激怎么会那么大？
对鲁迅的认识，评价，其实就是对时代的认识、判定，两者从来都是交织、缠绕在一起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不断有人指斥“五四”割裂传统，主张回归传统，方有稍后的“国学”热，孔子热。而鲁迅是要打倒“孔家店”的，说“礼教吃人”，太“激烈”，因而已经“过时”。
有人则认为“五四”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没有在中国扎根，要坚持改革开放，就要继承五四传统，因而主张“回到五四”。持这一观点者直面现实，指出权力和资本联手对弱者的压迫、剥夺，是十倍百倍的“激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否定鲁迅，否定争取基本生存权的“革命”，是献媚于权势。
还有人指责鲁迅作品“阴暗”，所以“过时”。不能从鲁迅作品中学习如何看穿阴暗，与阴暗抗争，在现实人生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被阴暗（如潜规则）吞没，要么跟阴暗同流。
说鲁迅“过时”的最奇怪的理由是“多元论”，说现在价值观多元了，提倡“宽容”了——“多元”了，倒不能容纳鲁迅这分量极重的“一元”了？
鲁迅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坐标，对鲁迅无论褒贬，各种主张都以他为参照，指出中国应走的路向。动辄想“去鲁”，却总是绕不开鲁迅。理解了这个“宿命”，也就懂得了中国的大半。
对这次课文调整，江苏教育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所选篇目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
至少在30年前，高中语文教师手中的那本白封皮的“教师用书”，对《阿Q正传》的解读，是主流意识形态解读，即“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而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和彻底；同时也有关于“精神胜利法”的诠释，一些教师还从其他角度入手，作出文化、人性角度的解读，并以此来指导学生学习，尽量“回归语文”、“回归人文”——以“意识形态”为标准选编课文是一回事，课堂上教师如何教又是一回事；当年《阿Q正传》尚且可以作“语文”和“人文”的解读；今天《阿Q正传》反而被人为地与“语文”、“人文”割裂开来。将极左年代选编课文的标准等同于课文本身，以此作为剔除《阿Q正传》的理由，恰恰说明，这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结果。
不读《阿Q正传》而读别的作品，当然也能“回归语文”、“回归人文”。但是，因为《阿Q正传》的独异和卓越，因为鲁迅人文思想的深刻，教人“睁眼看世界”、看人生的“人文价值”无出其右，剔除《阿Q正传》，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大损失。这个损失，很难通过阅读其他作品来替代、弥补。
“意识形态”是这则“语文新闻”中的一个关键词，廓清其含义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因其缺乏“可读性”，才放在最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还有一种通俗的说法，“人们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夏衍的代表作《包身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最初的编选者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清晰的，不像鲁迅作品那样存在着多重解读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包身工》被剔除出了语文课本，而闯入人们视线的，是屡屡发生的“开胸验肺”、“黑砖窑”、“血煤”、“罗彩霞案”——于是，《包身工》被剔除出语文课本这件事，越发显得是一个改写“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的行为艺术。
即使中学课本中一篇鲁迅作品也没有，鲁迅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命运中。如果以后的年轻人要在课本以外寻找鲁迅，不是中国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