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

周总理用茅台款待外宾

    茅台的现今地位，或许取决于首席广告师周恩来的卓越努力。正是基于周的个人嗜好，茅台得以战胜四大白酒之汾酒、西凤和杜康，成为酒桌政治学中推动博弈、谈判、和解与交易的最高液体。酒量据说深不可测的周恩来，利用茅台款待外国宾客，展开酒桌微笑外交，风度翩然，开创本朝酒桌政治的伟大先河。周恩来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照片，成为茅台外交的强硬证据，被广泛引用于各种历史记忆文献之中，令周氏外交散发出持久绵长的香气。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向本国高官和艺术家大力举荐这一美酒。嗜酒如命的水墨画家傅抱石应召进京，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在全国大饥荒的峻迫形势下，周下令向傅抱石每日提供一瓶茅台，为上下攀爬的艰苦作画提供酒精动力。按照这种喝法计算，傅抱石在长达四个月的制画期间，当饮入120瓶左右的茅台；而按今天顶级茅台3000元一瓶的价格计算，其总价约为36万元；再按1959年茅台每瓶105万元的当下拍卖价，傅抱石当年所饮之费，已达1.26亿元。这完全可以被视为该画的皇家报酬。高悬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前厅的《江山如此多娇》，要是在现今加以拍卖，或许有望达到20亿的天价，足以抵消抱石先生所饮茅台的拍卖总额。茅台酒催化的艺术价值，正在成为整个神话叙事中最令人咋舌的部分。

　　“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一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周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一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周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茅台神话催生了所谓“茅学”的诞生。这种“学问”被用以专门制造、扞卫和传播这种酒品神话，并跟制造商和经销商构成紧密的联盟。那些热情编织的歌德文字，过去曾在皇帝身上大范围运用，而今却成为一种关于酒品的隆重赞词。所有这些神话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断推升茅台的价格，把它变成中国最昂贵的饮品。但这场价格泡沫的狂飙，却无法改善贵州民众的贫困生活。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粱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千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它被中国人狂热地品尝和收藏，另一方面，这一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徽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经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茅台酒的全球化计划，面对着坚固的口味壁垒。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金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