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以及与信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的互动，带来了一场服务业革命。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服务业的发展模式，而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经济、产业、技术的发展模式，成为决定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服务全球化与外包的巨大外溢效应，使新兴市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路径成为可能，传统的线性产业升级路径一再被打破。中国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具有多方面优势，面临承接服务外包和参与后危机时代世界产业大重组的双重黄金机遇，需要选择正确的开放战略，找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突破口，助推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选择服务业跨越式升级路径的可行性
我国面临服务全球化与外包蓬勃发展的新机遇。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在经历了一些局部调整后将会重新启动，并呈现新一轮逆势扩张新趋势，服务全球化与外包成为重中之重。
服务外包日益被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战略和商业模式引领世界产业与管理革命潮流，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一是外包日益向研发、销售、管理、咨询、物流、客户关系等高端环节渗透。
二是IT和金融服务外包占据主导，IT与金融业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还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的离岸趋势。
三是继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之后，知识流程外包(KPO)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升级空间。KPO主要包括市场调研、投资评估、业务咨询、法律服务、软件设计、专利申请、芯片设计等研发业务，充分展示了服务外包高端化的趋势，虽然起步较晚，但其高速成长和纵深拓展的空间十分巨大。
四是离岸外包大大拓宽了服务贸易的内涵和外延，加快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升级。
五是未来服务外包还将呈工业化和产品化趋势，必将助推其走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大提高外包竞争效率。
六是一些跨国公司在调整外包业务布局同时也在拓展服务外包的深度和广度，加剧了全球外包行业重新洗牌和分化的态势，并掀起服务外包领域跨国并购重组的新高潮。
总之，后危机时代，服务外包业务结构、方式、内涵等都将全面延伸和升级，更重要的是它将孕育催生新一轮产业组织、商业模式和管理的全方位革命，种种因素为我国服务业跨越式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契机。
我国具备推动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基本条件
我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参与服务全球化、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
一是拥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
二是拥有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及巨大的储蓄、外汇资金。
三是庞大的制造业创造着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保持着较强的吸引力，成为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承接离岸外包的最重要支撑。
四是拥有质优价廉而且十分庞大的综合人力资源优势，包括部分中高端科技管理人才。
五是拥有较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较强的信息技术产业。
六是由于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有着良好的开放环境和创新意识，在制度创新和特殊功能区域开放开发方面走在前列，具备在服务业领域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基础。
七是国家鼓励服务外包的政策措施逐步完善，20多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外包基地甚至是区域战略基地。
推进我国服务业跨越式升级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生产性服务普遍较为落后，制约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和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的步伐。我国生产性服务缺乏专业化的中高端服务供应商，多数还是制造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式的自我服务，在境内外没有有效的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水平低，整合利用全球资源能力差。
二是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我国服务业整体管理水平不高，行业管理比较分散，法律法规不配套，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不够，在服务发展中地方分割和行业保护等问题都还非常突出。缺乏充分的竞争和开放公平的市场准入机制会严重制约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水平和成效。
三是高层次人才缺乏，企业运营成本过高。从事现代服务业和承接外包服务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紧缺，人才使用成本增加太快，部分行业中高级人才成本已接近发达国家的一半。服务企业的成本优势不突出，员工费用、厂房费用、咨询培训费用、税收都比较高。
另外，我国在服务业开放、公共服务、中介服务以及发展的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开放理念、商业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与差距，制约着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和世界产业大调整的进程和效果。
总之，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看，我国走开放条件下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路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在多方面具备可行性，既是适应工业化和向服务经济转型一般规律的必然趋势，也是抓住未来服务业全球化和后危机时代世界产业大调整黄金机遇期、加快实现经济模式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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