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中的商人应是什么样子？几乎没有人论述过这一主题。因为一旦涉及到这个话题，就必然卷入复杂的争执。即便是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也只能在他的虚构作品《最后的完美世界》中隐晦地表达出他对完美商人的期望。这种人物，他称之为“贵族”，且随着十九世纪的消逝，“似乎已经无迹可寻”。
大师让一位奥地利的巨商（他涉足交通、工程建设、地产、金融、旅游业和投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自始至终我没有改变自己的目标：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年轻时的我们在1848年革命时期所梦想的社会……我依然是一个革命者。我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所建起的任何一幢楼宇都是一个革命宣言……我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合乎人性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公民可以昂首挺胸。”他用商业延续自己“改造世界”的梦想。他不像“最后的完美世界”消逝之后的那些商人们—他们继承了他在商业上的天赋与辉煌，哪怕拥有“奥地利乃至全欧洲最好的头脑”，但却只能被归之于“工匠的行列”，“只关心金钱，只关心极为狭隘的个案，或者只想卖弄自己的‘聪明’”。而那些继承了他“改造世界梦想的人”，“他们的理想是极其真诚的，但是他们是非常不切实际的，难以做成大事”。
和德鲁克描述的理想商人一样，秦晓也是从年轻时就开始相信一个乌托邦的存在。他们都是革命的孩子。前者是法国激烈的大革命，后者是同样激烈的中国革命。两个革命都以建造一个理想中的国家和社会为目标。他们都出身于世家，只不过秦晓继承的是一个短暂的传统。德鲁克的商人曾有机会进入奥地利政府的内阁；秦晓曾经供职于中南海，能够接近核心的政治权势人物。德鲁克的商人从城市工程起家，接着进入家族的地产生意，然后陆续涉足金融、旅游和投资，俨然建立起一个欧洲最庞大的商业帝国。秦晓则打理起这个国家的国有企业，起初在中信，继而在招商局。
他在招商局的职业生涯应是他商业成就的巅峰。以数据而言，这家公司“总资产增幅4倍有余，年复合增长率20.64%;母公司净利润增幅约20倍，年复合增长率为40.21%”，“从一家总资产496亿元、负债233亿元、濒于瘫痪的国企，飙升成为一家资产规模2700亿元、运转良好的巨型航母”（见本刊2010年21期报道《双面秦晓》），涉足地产、金融、港口、航运等。他在商业上的天分或许可以从他对这家老牌国有企业的十年再造和通过再造取得的成绩证明，尽管他供职的是受争议的国有企业。
不同的是，至少从公开信息来看，秦晓并未将自己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同他的商业生涯结合在一起。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信仰融入商业，而是将它分离出来，几乎是平行一般地开始塑造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他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身份要求他尽可能地做好这家公司；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则让他从根本上反对国有企业这种特有的企业形态，“国有企业的资产应逐步分散给民众”，并且呼吁支持民企的发展。他的红色世家出身让他热爱这个国家，决定了他的身份、社交圈和已经度过的63岁生命；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则让他激烈地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以“中国模式”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他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孩子，但却成为普世价值的信奉者—在当代中国，它们被对立起来。他的出身、背景和官方身份，本不该让他变成这样一位如此独特的商人和如此独特的知识分子。
也许人们会认为他选择的是一种背离，但他的自我定位却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而且“我肯定不愿意走到体制外去抨击体制”。“我希望现在体制内的一部分人能出来说话，因为起码我们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体制改革问题。”
当他在2010年因为年龄的原因离开招商局集团时，他欣然开始以自己的新的身份面对公众。他发表在外界看来言辞激烈的演讲，称改革陷入停滞，需要重启改革议题；称“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这时他的口吻，完全和德鲁克的商人一模一样，后者说“（我）准备以自己的一生来追求立宪政体，追求人的公民权，追求议会选举以及新闻自由”，捍卫“人的庄严感、自尊感、责任感这些品质”。
没有哪位商人能像他那样充满热情地谈论中国的命运、现代性、改革与重启改革。他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孩子，但却成为普世价值的信奉者。他产生于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却向往一个完美世界。
如此一位独特的商人，也许只有在当下的中国才能产生。 (作者：李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