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十二五”期间要做的各方面工作，做了展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
胡晓炼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央行要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她强调，今后会密切关注物价的走势，继续灵活有效地运用这些传统的工具。
后危机时期的货币刺激目标也出现了明显的偏移——在遭受巨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刺激复苏、增加就业和恢复增长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尽管在经济复苏缓慢时期，通货膨胀在短期内还不是威胁，但是较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和大规模量化宽松的政策对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则很难断定。“这里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货币贬值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两个结果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如何传导都值得关注。”胡晓炼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李扬表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将是由工业化城镇化两者并举，逐步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这其中包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金融创新等。
“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正在改变。”李扬指出，流动劳动人口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总流动人口的60%，总数达1亿以上。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去的动力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去城市挣钱，而是谋求在就业的城市中成为居民。所以，农民工从“候鸟式”流动人口转变为“移民”，不仅需要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提出了巨大需求。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改变影响极其深远，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那么这些要谋求成为移民的农民工的需求要由城市来提供，由政府来提供，由社会来提供。”李扬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金碚表示，中国以前过度依靠土地的发展模式现在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需要解决四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要有资源环境战略。中国不可能停止工业化的步伐，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第一要务，所以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不仅要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要成为巨大的新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环境的压力会更趋强烈。所以战略性的问题是必须要实现节能环保，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这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内容。只有在这个方面取得实质性和全面性的进展，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简单地说，中国发展工业，既要发展一些资源密集型产业，也要节能环保，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竞争力的源泉必须改变。过去中国的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价格的资源，低标准的环境保护，低水平的劳动报酬，以这样一种办法来保证产业的竞争力，然而这一优势现在正在弱化，所以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要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势这样一个新的源泉来支撑产业的竞争力。寻求和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措施，如果没有竞争力什么战略都实行不了。
第三个问题，必须要继续推进机制体制的优化战略，实现机制体制的优化。我们想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战略总是有主观选择性，往往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要强化。但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绝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客观规律而任凭主观意志摆布。在发展新兴产业中政府要发挥规划引导和扶持作用，但绝不可以忽略市场公平竞争而过度行政干预。
第四个问题，在实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还要实施自主性开发战略，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走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的道路。中国自主发展和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公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国外的人有一些误解，认为中国自主发展了，自主创新了就意味着要封闭了，不是的。中国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仅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对世界也非常有益，特别是中国确定发展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性，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战略挑战所做出的极大努力。因此，中国发展略性新兴产业理应受到世界的欢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裴长洪表示，当前国际资金正在加速流入中国，这既是对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一大挑战。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式，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也要防范风险。
裴长洪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上了一个新台阶，它的增长速度比以往各个时机都要快。其次，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利用外资当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有了很明显的提高，以往在利用外资的比例中服务业的比例一般都在23-24%左右，“十一五”期间已经提高到40%以上。
第二个特点是，外资来源地发生了变化。在“十一五”的前三年，外资来源地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一些来自自由港的外资迅速增加。但是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些地方的FD I又有所下降。
第三个特点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趋于大型化、独资化，项目单项规模在迅速增加，而且独资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大家都知道，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有三种方式，一种叫中外合资经营，一种叫中外合作经营，第三种叫外商独资经营，其中外商独资经营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有了迅速的上升。
第四个特点是，尽管利用外资的数量、金额都是增加的，但是中国在全球外资流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不要认为我们利用外资很多，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第一，而不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仍然是美国。这一点，一般在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报告里是不多见的，但是这个特点很重要。（谋思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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