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时表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将是由工业化城镇化两者并举，逐步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这其中包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金融创新等。
李扬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但是由于我国的发展是从非常低水平的、还没有温饱的水平上向温饱的水平发展，所以，工业化很自然成为一个长期以来主导性的因素。
李扬强调，我国的城镇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所以这是一种引致性的城镇化。“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尽管有些人认为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是中国的一个缺陷，但这恰好是中国的优势，因为它使得我国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出现大城市通胀以及贫民窟遍地的社会弊端。”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所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逐步向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李扬指出。
李扬指出，中国惯有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为“候鸟式”，这种流动模式有自身的特点和趋势。第一这些劳动力不谋求移民，不谋求成为他所工作的那个城市的居民；二是这些劳动力所取得的收入会汇回到农村，这会造成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三是这些劳动力的消费活动除了吃穿等最基本活动发生在城市外，一些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房、医疗等消费还是在农村。“可以说，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格局事实上固化了我们城乡的分隔格局。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相反，他们的消费结构甚至表现出低级化以及恩格尔系数逆转的趋势。”
“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正在改变。”李扬指出，流动劳动人口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总流动人口的60%，总数达1亿以上。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去的动力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去城市挣钱，而是谋求在就业的城市中成为居民。所以，农民工从“候鸟式”流动人口转变为“移民”，不仅需要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提出了巨大需求。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改变影响极其深远，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那么这些要谋求成为移民的农民工的需求要由城市来提供，由政府来提供，由社会来提供。”李扬说。
李扬进一步说，这样一种新型的转变在五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由于城镇消费型的投资会迅速增长，将会使得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将刺激整个服务业发展，从而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第三，基础设施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等一些新兴战略产业会发展起来，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第四，教育水平将得以大幅度提高，从而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第五，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这样一种战略型转变，和我们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是一致的，并且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从工业化指导转向城镇化指导，将使得投资主导型模式得以持续，但是投资的领域将发生变化。”李扬指出，由于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商业餐饮、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行业将得到投资者青睐。同时，投资性质也在改变，工业化指导投资和城镇化指导投资性质上非常不同，风险不同、商业可持续性不同、所需要的价格和收费环境不同、需要的税收待遇不同。因此，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金融业要应对城镇化大发展，需要实施配套改革，纠正扭曲的资金供应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引进外资（主要是FDI）、聚合各种性质的投资（包括PE、VC）和金融创新等。
李扬表示，应对中国城镇化模式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地方融资平台，这个问题显示了中国整个金融结构中的矛盾。他说，地方性融资活动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风险不容忽视。分类看来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商业可持续性的；第二种是本身有一定商业性来源，但需要第三方还款的来源才能够支撑；第三种是基本没有现金流，以及可能损失的项目。对第一类，第二类，政府应当给予支持，让他明确化，浮在水面上，而对第三类，政府要高度关注它并采取措施，地方政府需要承担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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