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白手起家建造王国的奇迹，一方面他自己当然是有雄心的，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借助了很多权力寻租者（最后的判决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这种创造发达神话的模式，在中国并不鲜见。
8月30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在北京市高院终审宣判，法院维持了对黄光裕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没8亿元的判决。而黄光裕妻子杜鹃因在二审期间缴纳了2亿元人民币罚金，且确有悔罪表现，法院将其原来的三年半实刑改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当庭获得释放。
判决下达后，“14年”与“8亿”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惜他者莫不感觉判罚过重，厌他者莫不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量刑是否合适已经无须太多争论。尽管8亿元罚金对于普通公众来讲是个天文数字，似乎创下了中国司法对个人罚金的最高值，但依照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等相关规定，这种重罚是根据涉案金额作为基数最终确定的，貌似惊人，实则并无不妥。至于坊间所谓“多罚少判”的猜测，只能算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围绕此案，一批法学专家做过量刑的场外讨论，总体认为就法理而言“判决适中”。
当前媒体与舆论将关注的焦点开始转移到黄光裕与陈晓所谓“主人与管家的战斗”，预期将在9月28日召开的国美股东大会被认为将决出最终输赢。而在杜鹃缓刑出狱、央企接洽黄家等信息之下，这场“决战”充满了变数与看点，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实际上，黄光裕案的二审也是终审判决，应该视为中国商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的黄、陈之战，更像国美的“家务事”，对于关心公司治理的人可能犹如一出大戏，但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笔者倒是以为，有意义的“看点”已经不多了。更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主人与管家之争”你来我往，着实热闹，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我们或许忽略了对于黄光裕案本身的省思。他的兴衰本身，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悲剧也是当下社会的悲剧，黄光裕案可以落幕，但时代性的纠结不会落幕，仍在上演。
黄光裕自从2008年11月被捕之后，已经快两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有很多相当级别的高官先后落马，尽管没有权威的通报，但很多信息表明，这些高官都和黄光裕有关。有很多媒体评论说，黄光裕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白手起家建造王国的奇迹，一方面他自己当然是有雄心的，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借助了很多权力寻租者（最后的判决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这种创造发达神话的模式，在中国并不鲜见，很有代表性。
凤凰卫视的值班总编辑吕宁思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对于黄光裕今天被判决的结果，从法律上看，他个人或许是罪有应得，但是从历史和社会大背景看，另外那些不是以殚精竭虑的个人奋斗，而仅凭国家和民众赋予他们的权力去寻租，去肆无忌惮的寻租的人，他们的罪恶或许更严重。
或许，真正应该被关注的，是这样一种“造富模式”，如何得到纠正。遗憾的是，就公开信息而言，在这方面的省思非但难寻，甚至可能被有意地遮蔽，这直接导致黄光裕案本身的警示作用大大减弱。我们倡导的是市场经济，但黄光裕违法所做的成就，则属于权力经济——如何使用权力决定了你的生意经。某些寻租者的确付出了代价，但对于更多潜在的权力寻租者，似乎并不足以构成震慑。市场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中国有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商业秩序？在黄光裕案的拷问面前，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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