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低速期，产业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背景下，“十二五”外贸发展更加强调协调和可持续。
“十二五”时期我国外贸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外贸“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已经确立，即必须因应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变化，努力解决影响外贸发展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着重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促进对外贸易更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外贸发展五大协调
有关权威人士告诉本刊，“十一五”期间，对外贸易虽然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社会和谐和地区均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利于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出口企业研发、设计、营销能力还不强，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出口产品所占比重还比较小，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外贸发展与资源能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
针对上述问题，这位人士表示，“十二五”期间的外贸发展将重点贯彻五大协调原则：
首先，更加注重出口与进口协调发展。在保持出口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有重点地扩大国内不具有优势的生产资料和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消费品进口，实现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
其次，更加注重外贸与外资、外经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发展对外投资，扩大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带动出口，促进外贸质量与效益的提升；积极参与WTO框架下的“促贸援助”计划，将援外与国别贸易政策结合起来，与受援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
第三，更加注重外贸与内贸协调发展。在积极拓展外需市场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市场，形成内外需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进出口企业由只关注国外市场转变为兼顾国外国内两个市场，努力扩大产品的国内销路，实现内外贸相互促进，同步增长。
第四，更加注重多种经营主体协调发展。进一步统一有关政策，促进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保持和发扬各自优势，开展良性、有序竞争，形成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外贸易共同发展的格局。
再有，更加注重东部与中西部协调发展。巩固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主体地位，推动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出口产业的梯度转移，发展对运输不敏感的外向型产业。边境地区应进一步实施边境开放战略，不断提升边境贸易发展水平。
重“量”更重“质”
“‘十二五’期间的外贸发展，首先仍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对本刊记者表示，不论是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角度来看，还是从客观上可能产生的结果来看，保持一定的增速都值得期待。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外贸年均增长17.5%,比经济增长平均快7～8个百分点。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带动约1.1亿人就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
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健估计，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一五”期间的外贸年均增速仍将达到14.5%。
这一数字，比同期GDP增速仍高4～5个百分点，在赵晋平看来，未来二者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有所缩小，“对外贸易的增长可能仍会略超过GDP的增长。”
相对于速度，受访专家更关心的是如何统筹国内外市场，保持进出口大体平衡增长。
“比如2007年，不论是经常收支，还是贸易收支，都是巨额黑字，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赵晋平表示，虽然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巨额的贸易顺差如果长期持续，对宏观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关键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缺少平衡国际收支的手段。“比如日本，虽然它的贸易顺差也很大，而且长期持续，但是它可以通过大量对外投资的方式来平衡经常收支和国际收支，而我国不论是资本项目还是经常项目都是长期的顺差。”他说。
为此，专家建言，“十二五”期间，外贸发展应当由主要关注出口转变为统筹进出口，兼顾内外需，以扩大进口为出口创造更大的扩张空间。
另一方面，应当由以增长速度为中心转变为以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延伸产业链、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附加值作为出口促进工作的重点。
“我们是贸易大国，但并不是贸易强国。”赵晋平举例说，“比如，自主品牌的出口比重只有20%左右，更多的是贴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率也较低，更多的是加工贸易。”
对此，李健认为，首先应改革对商务系统和外贸企业的考核评价标准，把出口产品平均卖价、增值比率、质量和安全投诉率等作为重要指标；其次，出口鼓励的重点应放在中高附加值工业品和农产品、节能环保产品、大型成套设备、服务外包等领域，进口鼓励重点应放在高新技术及设备、资源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
“高附加值制造业、节能环保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三个新的增长点，并将有效带动中国外贸的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采访中，专家们表示。
“而绿色贸易思想，将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基调。”李健认为。
“首先，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是将来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有利于在全球拓展发展空间，也是提高自身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更进一步来看，碳核查、碳标识和碳关税可能成为新的贸易壁垒。”赵晋平表示，“这对中国这样一个第一出口大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为此，李健建议，对内要根据国家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制定低碳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鼓励引进、吸收节能减排技术，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淘汰落后产能。
对外方面，要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国际政策协调中采取务实合作的立场，加快开放低碳投资和产品市场，鼓励低碳产业投资和贸易。
推进贸易自由化市场多元化
“十二五”期间，不容回避的是我国外贸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采访中，权威人士向本刊表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理论层面出现了许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要求行政干预的呼声提高。在实践层面，也引起了限制全球化、管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一些保守思潮也见机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要求对本国企业和商品进行保护，限制外国资本和商品流入，这些无疑会对我国未来的外贸发展产生冲击。
据统计，2009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9.6%,但是遭受的反倾销案例占到全球的40%,反补贴案例占全球的75%,遭遇的贸易调查数约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
“我们不能只是被动接受。”赵晋平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应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外贸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不仅是多边，双边也很重要。”在他看来，当WTO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双边和区域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全球化及投资自由化的进程，进而推动WTO框架下全球的贸易自由化。
李健认为，一方面，要妥善解决我国与几大传统贸易伙伴的摩擦，稳定相互间贸易环境和我国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要在落实和扩展现有自贸区成果的基础上，探寻与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积极、稳妥推进区域货币合作，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
更进一步来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我国企业由过去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企业正在成长。权威人士指出，应通过扩大优买和优卖信贷规模，支持更多企业“走出去”。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贸易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企业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不足、缺乏真正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等问题都将对未来我国外贸结构的调整产生掣肘。
李健认为，一方面要以扩大开放促进外贸管理体制、调控体系、促进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包括贸易、投资和服务产业的开放，切实提高外贸政策透明度和管理法制化水平，进一步放松贸易管制，加快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增强国际话语权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然而权威人士表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却没有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铁矿石价格的话语权却始终由巴西与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牢牢把握着。虽然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已经持续多年，但多以涨价结果告终。
也有专家表示，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贸易规则，还是产品标准，其制定、修订的主动权一直被发达国家把持。“他们往往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将本国标准变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国际标准，在国际贸易中设立有利于其自身的门槛，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
对此，李健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逐步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他同时强调，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坚持走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要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考虑到贸易伙伴的利益。“如果只为自己利益考虑，搞语言霸权，那自然会失信于天下。”
在他看来，短期内的措施包括：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进出口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机制；增强我国有重大利益和市场影响力的进出口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的议价能力；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增强区域经济组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而从更长远来看，要提高中国要素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在巩固中国商品国际市场地位的同时，加大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输出力度。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增加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途径。李健说，“要积极参与到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中，既包括全球性、综合性的，也包括地区性、专业性的。”可以积极反映我国的利益诉求，还可以直接参与全球治理，从全球规则制定角度保障中国利益。（作者：尚前名 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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