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中旬，在从成都飞往兰州的航班上，王跃林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四川大学的招生介绍。川大第一个介绍的重点学科，就是化学系。王跃林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另外还有李锂和黄世伟的名字。
“我和李锂、黄世伟成了化学系的广告。”王跃林说。李锂与王跃林、黄世伟是成都科技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1981级化学系的同班同学，王跃林还是李锂“睡在上铺的兄弟”。
自从2010年5月6日海普瑞（002399.SZ）以148元高价发行上市以来，海普瑞董事长李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首富先生”。黄世伟和王跃林则分别是利尔化学（002258.SZ）股东和硅宝科技（300019.SZ）董事长，这两家公司分别在2008年7月、2009年10月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安放在海普瑞、硅宝科技和利尔化学头上的美誉依次是：世界上最大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硅胶企业、中国领先的农用精细化工品企业。
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系的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分别执掌着TCL、康佳和创维这些家电行业的领导企业，一时传为美谈。与李东生们抓住了市场经济早期制造业的机会不同，李锂、王跃林和黄世伟都曾是有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员，他们的技术成果是创业的本钱。李锂的另一位同学，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系教授的谢逢春，也正在将他所掌握的重金属污泥分离、提纯、再利用技术市场化。这项技术为业界看好，与他合作的企业也在准备上市。
与“70后”“80后”的IT、互联网领域的创业精英不同，这几位科技创业者们身上有明显的“60后”的理想主义，他们要做“科技强国的事”，不会去追逐市场热点，更沉得住气，“化工领域需要积累，我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域积累了20多年，才做出了点成绩。”王跃林说，“化工不像IT技术更新那么快，我们接着再做30、50年没问题。”
恰同学年少
在1994年并入四川大学之前，成都科技大学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大学。化学系也并非当年的热门专业。化学系的编号是12系，是全校编号最后的一个系。
黄世伟和谢逢春当年分别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高能物理专业。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他们都没有如愿以偿，最终都落到了成都科技大学化学系。
王跃林15岁上大学，是那个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在他的眼中，“李锂是个高度聪明的人”，大家还在学无机化学时，他已经开始自学高等无机化学。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是李锂广博的知识，“好像什么都知道”。王跃林来自重庆永川县的乡村，上大学时第一次坐火车，没有看过电视。
据说，化学系的30个同学中，黄、谢、王、李这四个人形成了一个科学小团体。“当时大家都挺有野心的，都想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希望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谢逢春说，“所以就有一股追求真理的劲头和精神。”1988年从成都科技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后，谢逢春被分配到华南理工大学任教，“现在的学生很少再看到我们上学时的那股劲了。”
这4个人在大学中都成绩平平。他们时常逃课，有时候是觉得老师讲的不够过瘾，有时候是在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个同学对谢逢春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早上上课迟到，但是他从来不从后门悄悄进教室，总是从前门扬长而入，“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但是李锂很佩服谢逢春，在日后他做肝素钠研究时，他和谢逢春在技术上有过多次交流。在本科毕业时，有一个同学给王跃林的毕业留言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当时看了之后相当生气。显然，这位好心的同学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王跃林35岁时被评为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还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机硅使用胶领域的专家。
“像这样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坚硬的外壳。”黄世伟说，“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们探讨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非常容易沟通。”
这个小团体中，李锂是核心人物。他显得比其他同学成熟。“他总是在追问和思考一些关于本质的问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我的影响很大。”谢逢春说。
黄世伟是李锂最要好的朋友，他们还是高中同学。成都的各大图书馆都被他们“扫射过”，晚上从图书馆出来，他们经常到学校门口喝一碗菜汤，一边喝汤一边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在把一个问题讨论得非常透彻、人很兴奋的时候，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成功，还有谁能成功。”
黄世伟也毫不掩饰李锂对他的影响。“要是你问我妻子，谁对我影响最大，她肯定会说是李锂。”黄世伟说，“我今天能有一点成绩，跟李锂有很大的关系。”李锂对黄世伟的影响，也是思维方式上的。“李锂关注的都是那些不带个人情感的、层面比较高、直奔本质的问题。”黄世伟说。他有一件印象很深的小事。有一天下大雨，他和李锂没法去图书馆。他们坐在李锂宿舍的床上，床上有一本语文课本，李锂就开始分析这本书有多少篇课文，为什么课文是这种排列顺序，“他能够讲出很完整的编辑思想”。
对于一个班有这么多成功的科技创业者，谢逢春认为并非偶然。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成功成群’现象。”谢逢春说，如果一个人鹤立鸡群，常常是走不远的，只有周围有一批精英才能互相促进，才能走得更远。
逃离科研院所
4个人中，最早立志的是李锂。肝素在国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重要的医疗物质才被中国人所知。中国有丰富的肝素资源，却没有相应的制造技术。很多老外来中国收购肝素粗品，肝素一下变得很热门。1984年，还在大三时李锂就开始了肝素钠的研究。这个选择一下就延续了26年。
1985年，当李锂休学搞肝素钠研究时，其他3个人本科毕业。王跃林和谢逢春顺利考上了化学系研究生，黄世伟被分配到了位于四川绵阳的一家研究院。1987年，曾休学两年的李锂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肝素钠的。当时大学毕业分配要留在成都竞争非常激烈，成都肉联厂下属的生化研究所有关领导看到了李锂的论文，直接把他要到了单位。
成都肉联厂生化研究所的条件很差，就在屠宰场附近的几间破旧的房子里，常年恶臭不已，十几号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做实验。这还不是最坏的。“一个课题通常是领导一句话，说不做就不做了。有的成果出来了也只是束之高阁，毫无用处。”李锂说。
他研究的胆红素标准物质，当年获得了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随即便被束之高阁。1990年，由于成都肉联厂改制等原因，李锂辞职下海，通过肝素钠粗品逐渐完成了原始积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肝素钠提纯技术的研究。1998年，肝素钠行业最大、最权威的公司sinofi·aventis肯定了李锂的研究成果，而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促使李锂下决心在深圳重新创业。那时他给谢逢春打过一个电话。谢逢春对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李锂告诉我，前一天，他在实验室又整整待了24小时。”他们4个人都有在实验室通宵达旦做研究的经历。
最先参加工作的黄世伟，遇到了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问题。研究院待遇很好，但是年轻人很难有做课题的机会，上班几乎就是看报纸。在彷徨中过了两年之后，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做一项研究。在有成果之后，他给很多企业、科研单位写信推荐自己的成果。“当时这么做不是为挣钱，就是一个年轻人，希望获得更多的机会，能做更多的事情。”黄世伟说。
利尔化学是研究院下属的民品开发公司，长期亏损。在1990年代的形势下，利尔化学在研究院打出招聘广告，希望有科研人员加入。只有黄世伟一个人选择了它。他进入利尔化学时，正是员工纷纷逃离之时。很多人想尽办法想回到安稳的研究院。利尔化学当时购买的是俄罗斯的技术，但是却始终做不出合格的产品。黄世伟通过研究，几乎完全推翻了原来的技术和程序，这才做出合格的产品。黄世伟后来担任研发部主任，利尔化学的主打产品，大部分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完成的。
王跃林也有科研院所的工作经历。198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王跃林被分配到化工部有机硅研究中心（即“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所”）。在1992年，王跃林也离开了研究院，跟随老师到广东南海的一家公司打工。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单位分房不公的问题，他直率的个性与僵硬的体制时常会发生碰撞。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在离开研究所之后获得的。
在1990年代，“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已经成为流行的价值观。由于待遇问题，一大批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下海。对于研究所生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体会：中国科技发展的希望在企业，而不是科研院所。
“为什么我们的产业发展快、而科技发展慢？”谢逢春说，“是因为市场是公平的，可以直接检验技术的好坏，所以好技术都在企业里面。但是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是不公平的，所以科研院所很难在科技上起到带动作用。”
“1990年代那批下海的科研人员和刚刚兴起的民营企业，给中国的科技创新做了很多重要的事。”王跃林说，那个时候资本市场不发达，但是科研人员没有今天这么浮躁，反而能做出些成果。“像有机硅领域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1990年代完成的。现在大家都是在东抄西抄。”
君子之交
2010年5月6日，在海普瑞的上市答谢晚宴上，黄世伟和王跃林分别作为高中、大学同学代表，参加了晚宴。李锂忙着敬酒答谢，没有和他们说上几句话。
王跃林对李锂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厉害。”2009年10月，硅宝科技在创业板上市时，王跃林已经知道海普瑞铁定要上市，他还想过，如果海普瑞和硅宝科技一起成为首批登陆创业板的企业，那该多么有意思。
尽管彼此是青春时期精神上的一部分，但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他们的交流并不多。1998年，王跃林到重庆出差，与李锂一起吃了一顿夜宵。对于那次见面，他印象不深，只记得李锂的产品在医学上很有前景。李锂准备到深圳创业时，他和王跃林、谢逢春在广州见了一面。李锂到深圳落脚之后，变得异常低调。在上市之前，李锂只与谢逢春见过一两次面，王跃林几次打电话他都没有接。“他太忙了，”王跃林说，“感觉是他憋了一口气，一定要做成功。”
2009年5月，王跃林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广东省的领导到海普瑞视察，他觉得这公司好像是李锂的。仔细一看，果然李锂就在领导旁边，只是胖了很多。大学毕业之后，李锂与黄世伟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但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3年之后的2008年。
2008年利尔化学上市之后，黄世伟特别想见李锂。他找了一个到深圳出差的机会，因为怕打扰李锂工作，只到临上飞机才给李锂发了一条短信。李锂恰好在出差，黄世伟在深圳等了3天，才见到他。那时李锂已经在着手准备海普瑞上市，他们的见面只有两个小时，李锂和李坦请他吃了顿饭，他们聊了聊这些年的经历。
“尽管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无论李锂做出什么样的成就，我都是毫不奇怪的。”黄世伟说。海普瑞上市之后，曾经遭到铺天盖地的质疑，黄世伟看了之后难过得几天没有睡好觉。“媒体总喜欢渲染李锂一夜暴富，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锂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成果是怎么做出来的。”黄世伟说。他孤军奋战，在很多报道后面跟帖，反驳报道内容。
除开他与李锂的友情，黄世伟这么做与他骨子里的“认真”分不开。2007年，“华南虎”事件之后，他曾实名在网上发帖，批评北师大的一位教授不尊重科学，为了帮自己的同学、当地官员，昧着良心说话。还有一次，他听见电台里的主持人讥讽一个买名着但从来不看的人附庸风雅，他觉得这个人起码愿意买名着，该鼓励才对。于是他打进电台电话，跟主持人讲了很久的道理。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他是谁。
“一个搞科研的人，没有一点求真务实的精神怎么行呢。”黄世伟说。
搭上资本快车
在很多场合，李锂都说过一句话：“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的确是幸运的，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海普瑞的资本历程相对简单。至今李锂李坦夫妇控制着海普瑞71.96%的股份，上市之前只引入了高盛一家投资者。2008年，美国“百特事件”之后海普瑞遇到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进入爆发性的增长通道。与之重叠的是2010年充裕的流动性，最终，海普瑞以148元、73.2倍的高市盈率在中小板成功上市。
王跃林已经是资本运作的老手。早在1999年国家要推出创业板（当时还叫高新板），广发证券找到王跃林，希望他所在的、国营体制的白云粘胶厂改制上市。王跃林力推改制，却只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不过，这些给他积累了资本市场的经验值，后来硅宝科技上市就比较顺风顺水。现在他正在鼓捣他的第二家公司吉必盛，这家公司是用多晶硅的副产品—剧毒、对环境危害大的四氯化硅做原材料，生产纳米材料。“这个要是做出来，我们在技术上是很领先的。”王跃林说，国家六类高新企业，新材料、新能源、清洁环保，吉必盛占了好几项。现在吉必盛上市已经写进了王跃林的日程。
王跃林和李锂选择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创业之路，这决定了他们在资本运作上的不同。
李锂的路似乎看上去更简单—他本人掌握着国际一流的肝素钠提纯工艺，两个家族成员管控着公司主要部门，公司客户全部是大型跨国公司，公司员工以技术人员为主。
但李锂选择的这条路，要比王跃林风险大得多。“李锂一直是坚持自己做，而且是只选择一个方向。这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王跃林说，做成了还好，做不成这20多年的心血也许付之东流。
黄世伟没有直接参与公司的资本运作，作为利尔化学技术部门领导者，在公司改制上市时获得了1009627的股份，身价约3000万。
公司上市之后，李锂和王跃林主要是从方向上把握技术，他们已无法像年轻时那样、日以继夜地投入到科研一线。但是他们年轻时的科技梦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们60年代的人都很传统，至今都有科技强国想法，总想着我们的技术要超过发达国家。”王跃林说。他认为硅宝科技只实现了他“一半的梦想”。硅宝的技术门槛并不高，而吉必盛才是他的梦想所在。海普瑞已经两次参与美国药典委员会关于肝素钠标准的修订，其产品已经得到国际最知名的大型医药企业的认可。从2006年开始，李锂开始了在肝素钠低分子制剂领域的研究，“海普瑞具备向产业链高端前进的创新能力”。不过，他对向产业链上游前进保持着很谨慎的态度。
谢逢春也在自己的领域研究了20多年。2005年，他和广州南溪化工厂进行技术合作，将他的重金属污泥回收、再利用以及零排放技术推向市场化。最近几年，他开始向王跃林请教关于企业的各种问题。这位当年的技术偏执狂，现在已经变得相当平和。他很可能会是这个“科技四人组”里最后一个上市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