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黄陈之争”本质：领导力之争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企业内斗，这是一出波谲云诡的商业戏剧，这是一个寓意丰富的管理案例。这部“大片”涉及到数十亿的资金，十几万的群众演员，众多的联合主演，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大主角。一方是创始人兼大股东，另一方是董事长加管理层；一方是曾经的中国首富，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囚犯之一，另一方是曾经的竞争对手，加上曾经的心腹和亲密战友。这就是发生在国美电器的所谓的黄陈之争，或者所谓的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争。

　　这场争斗，最主要的当然是利益之争。一句老话再次响起：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不变的只是利益。然而也不只是这么简单：这是怎样的利益之争？又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利益之争？这是自私的理性人之间的“狗咬狗”的老故事？还是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人问题”的新版本？这是越王勾践般卧薪尝胆于敌营终于盼来亮剑机会的私人复仇？还是维护与出卖民族品牌的民族大义？这是追随业绩创造者的出于公司利益的商业逻辑，还是有奶便是娘的出于个人得失的感情背叛？

　　这场争斗，也是领导力之争。其中涉及的人性的复杂性，乘以商业的复杂性，加上政治、法律的层面以及时代背景，使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无法看清问题的全局。单从领导力的视角，当然也无法看清问题的全部；然而领导力这个视角的优点，就在于它其实是多个角度综合在一起。从领导力的视角看黄陈之争，至少有以下几个角度，或者说，体现了以下领导力的难题。

　　第一，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是领导者创造了组织业绩，还是说组织业绩是由诸多因素造就的，加在领导者头上的光环只是被人为地放大了？比如，是张瑞敏创造了海尔的成功，还是如郎咸平所说，任何人只要具有了张瑞敏拥有的条件，都能够带领海尔走向成功？

　　国外学者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发现CEO在企业业绩中的贡献大概为10%多一些。即使我们认可这些定量研究的准确性，也很难阐释这个数字的意义：这到底说明领导者的贡献是大还是小呢？组织领域的着名学者詹姆斯·马奇研究过美国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发现大学校长是谁，对大学的业绩没有什么影响。流行的看法是，组织成功与否，反映了领导者的能力差异。马奇坚持认为，已有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那么，国美的业绩到底是黄光裕个人能力的体现，还是诸多因素集体作用的结果？而在黄光裕出事之后，国美在陈晓的领导之下屹立不倒，是陈晓的个人能力强大，还是即使没有陈晓，换上张三、李四依然能够渡过危机，甚至表现更佳？而黄光裕指责国美在陈晓的领导下输给了苏宁，即使假设黄光裕对数据的解读是正确的，黄光裕的指责的对象也不一定成立：也许换谁来领导，国美输给苏宁都将是大势所趋呢？

　　第二，对于领导者来说，私人生活和公共责任的界限在哪里？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关系，只是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还是影响了克林顿承担美国总统的公共责任？唐骏有意无意地误导大家认为他是名校博士，只是追求风雅的个人虚荣，还是说明他不具备职业经理人的诚信的操守？

　　领导者的地位会让私人关系变得虚假，爱戴与憎恨都同样可疑：他们爱恨的是你这个人，还是你这个职位？领导者的私人隐私会难以得到保护，因为追随者宣称有权力了解领导者的私人生活，认为这有助于评估其人品，也有助于建立和睦关系。私人动机和私人关系会影响领导者的行动，嫉妒和忠诚都会影响领导者的判断力。

　　那么，国美现在的管理层对陈晓的拥戴，拥戴的是陈晓个人，还是陈晓的职位？昨天是黄光裕在这个位子上，他们拥戴黄光裕，明天换为张三、李四，他们是否同样会拥戴张三、李四？黄光裕现在是戴罪之身，他的罪与罚只是单纯的私人生活，还是不但从行动上限制了他承担公共责任的空间，而且从操守上说明他欠缺负责一家大组织的品行内涵？黄光裕要求陈晓去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陈晓的管理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私人信任遭到了背叛？同样，陈晓在国美的去黄光裕化和股权激励等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组织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

　　第三，对于领导者来说，如何在目的和手段、结果和原则之间求得平衡？领导者当然要取得绩效。管理大师德鲁克说，领导力的本质是绩效。那么，对领导者的衡量标准是否只是结果？是否可以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为了结果可以牺牲原则？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一种以成败、尤其是单纯以金钱的成败来论英雄的普遍倾向。所以，即使唐骏的个人操守令人怀疑，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为其辩护，因为唐骏——成功。

　　在国美的成功中，既有黄光裕的远见卓识，也有国美员工的辛勤工作，但是也有黄光裕行贿换来的便利。行贿是取得组织成功的必要之恶，还是组织必须明确反对的负面的价值观？行贿是领导者灵活权变的无奈之举，还是领导者违背原则之始的伊甸园的苹果？同为零售巨头的沃尔玛，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明确规定沃尔玛严禁收贿赂。（我相信在国美内部，也有同样的规定。这里又出来另一个问题：领导者是否拥有特权，可以去打破他要求下属遵循的价值观？）黄光裕与沃尔顿一样同为基督徒，而《圣经》明确反对贿赂，黄光裕是否为了追求身为企业领导者的结果，而牺牲了身为基督徒的原则？

　　第四，对于领导者来说，如何既提供行动的指导，又提供意义的指引？人们首先期望从领导者那里知道该做什么事，该如何做事。因此，领导者要提供日常行动的确定的指南，比如黄光裕编写了国美的经营管理手册。领导者更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时期决定方向，比如在黄光裕被捕之后，黄光裕委托陈晓、陈晓再和其他人携手稳定了国美。

　　然而，人们不仅想要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还想要知道为什么做。他们渴望从领导者那里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在挣得一份薪水之外，对自己的人生和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富士康的工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流水线上像机器一样工作，除了薪水他们没有找到别的意义，郭台铭为工人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导，没有提供意义的指引。在沃尔玛，沃尔顿及继他之后的CEO大卫·格拉斯为员工们明确了工作的意义：让中低收入人群能够买到更多的以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商品。国美的员工的工作意义是什么？不管是黄光裕还是陈晓，都还没有给出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