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本人的每个阶段的简历，其所有文字都是准确无误的，经得起任何形式的审查。从小至今，做人做事做学问，不说假话、诚实守信、与人为善，是本人秉持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任何经本人审定的文字（包括个人简历），本人会负完全的道义和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针对其简历造假一事做出了书面回应，并分别驳斥了指出的四点质疑。与此同时，另一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身陷漩涡——有网站曝出其“已签约做艺人，出场费20万元，成刘谦同事”。得知此事，暴脾气的郎咸平立即公开回应，在《关于我成为“艺人”的声明》中愤怒地表示：“说我加盟某明星网站成为其旗下艺人，有出场费多少云云，煞有介事。这种事很无聊也很无耻，为了炒作丧失了道德的底线，我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张维迎与郎咸平在2004年那场国有企业改革大讨论中，因观点针锋相对而双双声名鹊起；这一次，这对经济学界“老冤家”却同因“被冤枉”而哭笑不得。
从唐骏的“学历门”，到张维迎的“简历门”，再到郎咸平的“从艺门”，人们不难看出，这一道道“门”中，各方势力相互作用，尽职地扮演着不同角色，助推事件达到波浪滔天……
张晨 本期主持人
方舟子 本期嘉宾 学者、科普作家
李辉 本期嘉宾 作家
赵云泽 本期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立刚 本期嘉宾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陷入“抄袭门”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与“同病相怜”的汪晖不同，受到指责后，他第一时间出来回应此事，从舆论上争取了上风。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这已经几乎成了全世界华人学者圈无法回避的话题，学者们对该事件的态度也异常分裂。
“当今社会就是个舞台，张维迎也逃不了做演员的命运，不管他多真实。”
张晨：刚被曝出张维迎“简历门”时，作为旁观者，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方舟子：以前我们就接到过张维迎学历方面的举报，有人给我们投过稿，后来我们就去核实了一下，觉得证据不足，而社会舆论上也没有更多的回应，随后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唐骏的事，让大家对学历方面的事件特别敏感。现在再次有人指出来，又有当事人来回应，也算是件好事吧，起码让公众了解了一件事情的真相，防止一些人在简历上掺水分，起到一个警醒作用。
当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名人，喜欢夸大、拔高自己，甚至捏造简历。这不是个别现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李辉：随着网络的发展，资讯的发达，人们对名人履历的准确性要求得越来越高了。一些名人已经在修改简历，删减一些不准确的东西。我觉得在这方面持严肃、严谨的态度，能对社会起到很好的净化作用。当然，社会监督如果不把握好分寸，也容易暴露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有的网民对某些小事无限地放大。在这方面，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无辜。
刘立刚：没有什么反应，感觉很正常。张维迎是名人，是高调的名人，被人臧否是很正常的事。再说，当今社会就是个舞台，张维迎也逃不了做演员的命运，不管他多真实。既然在舞台之上，就难免有戏剧化的表演成分，这是舞台上的规矩，没有人逃得过。至于有人说他学历作假、“演戏”，我不大相信，因为我也不大相信网络和其他媒体上的“爆料”。媒体上的张维迎不可能是真实的张维迎，不管是捧还是骂。
张晨：有网友说，张维迎事件是中国特有的唯学历论的表象，您怎么看？
方舟子：这个事和学历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不是说学历高低，而是在说真假，涉及到诚信问题。一个人学历可以不高，但你学历造假，就牵扯到品德问题。
李辉：我觉得在讨论真与假的时候，这样的论断是在偷换概念。尤其是在唐骏“学历门”事件发生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人觉得，唐骏有能力，不需要学历来证明；其实，方舟子没有讲唐骏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一直在讲唐骏的学历造假。学历造假与能力大小，这属于概念的混淆。如同一个人长得美丑与长得高矮，相貌与个头是没有可比性的。唯学历论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即便是讲学历，也不能成为造假的理由。这个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对自己学历、经历的介绍要严谨。
因此，讨论真和假，就要围绕事实来谈。在打假问题上，我们首先就要明确一个概念的范畴。如果把概念弄混，问题就无法探讨下去了。就像去年我质疑文怀沙的事件，只要把事实依据都摆出来就行。
刘立刚：说唯学历论也太表象了，学历和被关注、“被名人”是两码事。学历高的多了去了。张维迎不是因为学历高被关注、被臧否的，是因为他是个高调的名人，是“精英符号”，是公众人物。是精英，按照大众心理，你就必须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名人、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接受各种各样的拷问或者窥视，哪怕是不怀好意的窥视。
“张维迎事件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唐骏事件的一个连锁反应。”
张晨：从张维迎、郎咸平事件的传播路径可以引申为一种社会新闻传播现象，即多是网络首发消息，然后是被平媒乃至电视媒体放大，致其成为新闻，最终在符合受众群心理、公众趣味等条件下，使得事件发展始料未及，波及甚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您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
方舟子：张维迎事件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唐骏事件的一个连锁反应。当然，好多名人在网上改简历也是其中一个反应。唐骏事件对于一些造假的名人是个教训。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李辉：在这样一个撰写一个博客或者发一个帖子，就能发表看法甚至爆料新闻的年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及广度都是惊人的。好的方面，就是让我们有自由表达观点的空间，让信息自由流通。这对于曾被束缚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也要求传播者有一定的传播道德底线。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开放的一面，又很容易伤害到无辜者。所以发布信息的人，一定要有严格的自我道德约束。
一些人出于个人情绪宣泄的目的，捕风捉影，如果这时恰巧有媒体跟进，就使得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赵云泽：这种现象是我们中国传媒业的一个特点，即网络媒体很活跃，传统媒体显得很呆滞。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网络媒体相对更加自由、平民化一些，而传统媒体显得不太灵活。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言论更加自由了。
在其他一些国家并不是这样，传统媒体并不一定落后于网络媒体，而且有时候平媒和电视台凭借自己的传统优势，通常可以做到一些独家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家，网媒与传统媒体在经营性质上，不存在区别。而在我们国家，传统媒体主要是国营的，网媒多是民营的。这也就导致了我刚才所说的中国特有的一种媒体现象。
张晨：在您看来，类似这种名人被假打的事件，是一种“大众审丑”情绪的反映吗？
李辉：我不认同公众完全是在审丑或者看笑话的目的下，使此事广为传播。大家知道，我们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竞选机制以及报纸自由监督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希望以群体参与的方式，要求公众人物有一个真实的形象出现。这是我们大家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公众人物洁身自好。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几乎要让民众了解自己所有的过往——从小学一直到现在，在他周围，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一旦被竞选对手或狗仔队抓到把柄，那么政治前途几乎就要断送。
赵云泽：我觉得将大众关注此类事件概括为“大众审丑”是不太妥当的。在互联网中，每天有若干新闻线索，能够成为热点事件的，往往是少数。这类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受到网民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具备了显著的新闻价值。像张维迎，他是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北大学者，此前就受到大众的关注，自身就是一个新闻点，颇具重要性、贴近性，再加上“简历造假风波”，从而构成显著性、趣味性的特点。符合了这些要素，受众自然也会给予更多的关注。网络上的热帖很多具有讽刺现实、趣味性的特点，这并不是“大众审丑”的表现。
张晨：对于张维迎、郎咸平来说，尽管事件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困扰，不过，通过他们的澄清，一些误解已经烟消云散。而值得深思的是，一个网络事件，如何发展为一个影响力颇大的社会事件？他们二人在事件中，又“扮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刘立刚：在媒体时代，网络事件必然是社会事件。凡事件，都是社会意识冲突和对立的符号化，事件再经过网络的无限放大和扭曲，各种意义被植入、被凸显，自然会有着很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二人在网络事件中扮演的是“中介者”的角色，是矛盾和冲突的承载者，注定要被解读、被误读、被夸张、被扭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因“力挺唐骏”而被网友“重点”关注的“西太校友”禹晋永，最近陷入了“学历造假”“诈捐”“伪造土地使用证”及“公司注册资金虚假”等一连串从身份背景到社会资历的猛烈质疑中。
“很多人是把成功作为标准，忽略了成功的程序和途径，以及做人更为重要的诚信问题。”
张晨：两件事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全国皆知，当事人亲自澄清，尤其是郎咸平事件，看起来更显得荒诞一些。不过，既然当事人如此重视，正是说明事件的影响力足够大，让他们有必要回应。对于公众来说，这两位都是名人大家，那么，从两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是否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种诚信危机？
方舟子：对，没错。所以我一直在说，像唐骏这个事，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只是名人，也涉及到普通人。所有这些都牵扯到一个诚信问题，是社会诚信危机的一个缩影。揭露唐骏这个事，并不是因为我和他个人有什么恩怨，我针对的是这种不诚信的现象。我希望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所改观。
李辉：诚信要想真正成为民众的一种普遍风气，其实是相当难的。尽管诚信问题可能在我们国家很早就涉及到了，不过，在很多领域，恐怕还是谎言占上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又有商业行为以及其他方面的欺诈交错产生，为我们国家的造假文化现象提供了温床。
社会上的“唯成功论”把很多东西都给淹没了。记得去年我在德国和一些留学生谈起文怀沙的事件，他们中的一个企业家就说，“从商业的角度看，文怀沙不是很成功吗？”这就说明很多人是把成功作为标准，忽略了成功的程序和途径，以及做人更为重要的诚信问题。这种风气对于年轻人来说，影响、伤害是很大的。我觉得，类似这方面的教育应该从小抓起，对于诚信有个正确的认识，切记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赵云泽：其实这种信任危机由来已久，只不过是以前没有浮出水面。正是由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使一些事情为公众所见，这是一件好事。每报道一次，社会就进步一次。比方说，如果没有媒体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这些毒奶粉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而经过这一劫，中国的奶粉质量才会更进一步。诚信危机也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必经的一个阶段。其实每经历一次信任危机，大家的信任也更进一步。因为公众相信，社会人也好、企业也好，如果他们不诚信就意味着高昂的代价。
张晨：张维迎曾说，“一个匿名博客可以搅个天翻地覆，这个问题真让我想不通”。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匿名博客搅起风波的能力在哪？它抓住了媒体、公众怎么样的一个心理？
方舟子：在我看来，匿名与否并不重要，虽然匿名的可信度比较低，但主要还是看内容。如果资料是可核实的，那么，管他匿名不匿名。你不能要求大家都用实名，实名示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既使是举报对了，也要被打击报复的。所以人家不愿意实名，可以理解。这个与那些匿名的谩骂、人身攻击还不一样。不要因为是匿名就一概反对，不让人加以辩解。
李辉：在这个事件上，有些人可能会对媒体提出质疑。其实作为媒体来说，它提出问题，当事人进行解答，给公众一个很好的交代，这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哪个媒体也不会纠结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不放。当然，我们对媒体的要求肯定是要准确地进行报道。不过，媒体的准确与否是有一个过渡过程的，不可能说事件一开始就很明确地报道。所以，它一定是先有人提出问题，媒体根据事件本身进行求证、调查，进行深度报道，得出一个相对可信的结论。
“过度反应，也恰恰说明了社会风气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张晨：唐骏事件引发的“学历门”，刚开始时，可以说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催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风气，一些企业高管、专家学者纷纷出来澄清被误报的学历。然而，这股打假潮如今到了假打，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作用力在涌动？
方舟子：不是所有质疑都能成立。不过，作为公众人物来说，你就要有更大的承受能力，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你出名了，获得一些利益，同时，也需要承受来自公众的质疑。
当然，人家的质疑也不是子虚乌有，捏造事件，也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其实我觉得这种社会氛围是好的，有人质疑，有人在心平气和地回应。最终的结果，让公众了解真相。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乱怀疑，毕竟质疑还是要有根有据，虽然这个依据不一定成立。
李辉：其实在我看来，由唐骏的“学历门”所引发的效应更多的是积极的。过去很多人对学历造假这个问题并不重视，现在的这种过度反应，也恰恰说明了社会风气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而从这类事件中，媒体也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进行报道，以及对一些事情应该有个普遍的认知和概念。这样一来，即使过了若干年，媒体仍旧能够发现自身的影响力和价值，不至于仅仅是单纯追求吸引眼球、引起轰动，甚至娱乐至上的跟随者。
赵云泽：一方面，作为社会人，自身应该力求诚信，要能够经得起社会的质疑。另一方面，作为监督者，如在网络上的发帖人、博主等，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能用诽谤代替监督。既然揭露别人剽窃或者造假，那么，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的影响力非常大，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政府此时应该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张晨：张维迎表示，这些天自己接到很多电话、短信和采访要求，都是关于学历、简历的，“我不得不停止正常工作，翻档案资料，找原始证明，把学位证书贴到网上。实在不想再说了。”有网友认为，如此一来，肯定会增加社会成本。那么，处于矛盾状态的“张维迎们”应如何应对？
方舟子：这个是没办法，是作为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这只是个公关问题，他完全可以开个发布会，或者在网上做出一些公开的回应。我觉得，如果他的材料无误，经得起推敲，那么这个风波很快就会过去的。他没有必要为这个耿耿于怀。
赵云泽：像张维迎、郎咸平，他们作为知名学者，更应该平和地看待这样的事情。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们只需要做两件事情就可以了，不必太困扰，甚至太“受伤”。首先，如果是质疑，他们澄清事实就可以了；其次，如果是诽谤，使用法律武器就可以了。对发帖人和转载网站要同时追究法律责任。现在的技术手段追踪发帖人以及转载网站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已经气得要命了，却不愿意走司法渠道，这是不对的。
张晨：打假得到的结果是“假打”，爆料爆到丧失底线，对于受众来说，是否也有着些许悲凉存在？类似事件又如何能不再重来？
李辉：我觉得爆料的人，还是应该进行更多的求证，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刘立刚：受众不会觉得悲凉。我说过，一般受众是不关心事实的有无和准确与否的，他们享受的是评点和辩论的快乐。当然，随着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随着诚信的回归，人们会更理性一些。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是理性的，也是盲目的，这是无法克服的存在。类似的事件肯定还会有，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当然，媒体必须反省、检视自己，违背了真实、客观的原则，不仅会给报道对象造成巨大的伤害，更会误导社会和公众，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早晚会被抛弃的。媒体必须为保卫社会而努力。（原题：打假症候群的冲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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