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大了，脖子也转不过来了—日本人说生活很困难没有钱，就是‘脖子转不过来了’，哈哈，丰田现在也是这样，没有钱的公司，哈哈哈。”
7月份的一个闷热夏日，京广中心38层。服部悦雄中等身高，脸色黝黑发红，头发一丝不乱，直率爽朗的作风使得他和印象中刻板严谨的日本人相去甚远。
摄影师给他设计的动作需要扭头向侧后方看，67岁的他做起来有点吃力，拍照完他这样调侃着。
这个叫服部悦雄的日本人是丰田中国公司总代表，在丰田中国内部，被尊称为“老爷子”。他早已过了60岁退休年龄，但一直以顾问身份留在丰田中国公司。
有时候他被媒体说成是丰田中国的“秘密武器”，似乎有了他丰田在中国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但也有人谨慎地反问：服部悦雄对丰田中国战略的作用，是不是被媒体高估了?
服部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出生于中国，大学也是在中国念的，现在是长春市荣誉市民，人生超过40年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有人说他像中国人，但也有人说他比日本人还日本人。他的一位朋友说，自己从未真正了解他，尽管两人作为朋友已经相识几十载。
明年1月份满68岁的时候，服部将彻底退休回到日本，漫长的中国之旅就要告一段落。
敢谏者
2010年是丰田的多事之年。召回事件逐步蔓延，最终成为丰田全球的一场噩梦。召回风波稍息，中国工厂又出现罢工之乱。一夜之间，丰田从一家精于进取的全球行业老大，成为备受抨击的靶子。
说起丰田，服部似乎永远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谏者形象。他甚至对那些同情丰田的声音也不领情。“有同情丰田的声音，说是不是不公平，我不这么认为。没有不公平。还是我们自身有问题。除了质量问题，还有应对问题。”几乎毫不迟疑地，他又接着说，“我认为这就是大企业病，为什么会出现大企业病?因为我们最近几年发展速度太快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美国、日本，发展速度太快，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有丰田内部组织机构方面没有跟上发展速度。”他觉得这次召回给丰田敲了一次警钟，但警钟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危机不是一次就能度过的。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这么直截了当地抨击丰田了，这还没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有路必有丰田车’，当时真是这样!现在不是有路必有丰田车，而是有路没有丰田车!在北京的马路上，100辆或者200辆才有一台(丰田车)!”
没有人比服部更有权利抱怨这一切。在“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时代，丰田一直高居中国进口汽车的首位，这是服部做到的。但彼时中国汽车市场近乎空白，汽车不能自由买卖，要由政府分配。所以，丰田对这个隐藏巨大市场的邻邦毫无兴趣，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欧美市场。
这是一段让服部怀念但又焦虑的时期，他可以自己说了算，但总部对中国市场始终提不起兴趣，丰田因此失去了抢先在中国进行本地化生产的机会。
“他(服部)想把这块做大做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支撑点，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丰田总部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丰田的利益所在。所以当时他的利益和丰田利益没有达到高度的一致性。到后来中国市场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他和丰田在这方面才取得一致。这样他本人的作用才更多地发挥出来。”知情人士评论说。
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其它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时，丰田终于觉醒，服部施展的机会也终于来了。短暂的离开后，他再次回到中国市场，担任丰田中国事务所总代表。同年6月，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和丰田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丰田章男。丰田章男(现任丰田社长)以董事的身份，开始负责中国市场。一张丰田中国布局的蓝图在服部的眼前徐徐展开。
“当时了解中国市场的人不多。有人也对我的计划提反对意见，我说你反对，你有更好的办法吗?这时对方就傻眼了，没有。”讲到这里，服部呵呵地笑了起来。
2002年6月14日，一汽重组天汽，随后收编川汽，服部的身影闪现其中。此前丰田已与天汽和川汽各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而重组意味着丰田在中国的合资对象合二为一，摇身一变为政府资源深厚的一汽。但丰田中国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又把橄榄枝伸向身处华南的广汽。2004年9月，丰田在中国的第二家合资公司广汽丰田成立。
本以为“后来者”丰田从此可以在中国市场大展拳脚了。意气风发的服部那时候说，到2010年，希望丰田在中国实现10%的市场份额。但现实情况比当初的设想缩水太多了。当丰田开始真刀实枪地在中国市场跑马圈地之时，服部却因年龄问题不得不考虑退休了。后成立的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开始接手丰田中国事务所的绝大部分职能和丰田在华合资公司的协调事宜。服部的职务虽仍是丰田中国总代表，实际上已从丰田中国逐渐抽离。“自己已经到了年龄，再哭再唤也不行了。还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他喝了口水，平静了一下情绪。
好消息是，尽管受召回和罢工的冲击，今年1-6月份，丰田中国的销量仍达到了36万辆，同比增长27%。坏消息是，上半年，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的产销在900万辆左右，增幅达到了40%。他终于忍不住又激动起来：“你看看通用(120万辆，同比增48.5%)或者日产(50万辆，同比增50.6%)有多少?比我们增速大得多!相对地我们的市场份额肯定在缩小。”
在团队和系统力量优于个人风格的日本企业，说话直来直去的服部悦雄简直有些异类的感觉了。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个性，以及他在丰田中国的地位。如果地位不高，他再怎么说也不会有人重视，而且会轻易被上级批评和压制，他也不敢这样。”一位老朋友这样评价他。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中国国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并把它们全球普世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与中国相结合，找到平衡点。”老朋友说。而这一点，对服部来说得心应手。“他(服部)在以华制华方面比谁都不逊色。”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业人士笑称。
以华制华
服部的中国生涯从1943年1月就开始了。是年，他出生于哈尔滨。当时父亲被日本政府派到伪满洲国政府做技术工作，日本投降后，身为技术人员的父亲被编制到中国政府机构，成为一名工程师。服部一直到1968年大学毕业后才回到日本，这期间他一直是日本国籍。
“如果我不是日本国籍，我的成绩考清华北大绝对没问题!”他对自己很有自信，但也有点无奈。日本国籍不但使清华北大向他关上了大门，连位于东北的哈工大都不可能收他。1962年，他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道路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的服部，在某种形式上与中国更加密不可分。1972年他加入丰田，开始接触丰田在中国的业务，到中国出差是家常便饭。1991年起，他开始担任丰田中国事务所总代表长达六年。1997年短暂离开，2001年重返中国。到现在，他担任总代表职务已经累计十年。
服部独特的中国经历让他在这个国家如鱼得水。他与中国诸多政要有过交情，或深或浅。他对朱镕基印象深刻，朱在上海当市长时，曾请他吃过几次饭，觥筹交错间，也谈过合作，但后来不了了之。他还和科技部部长万钢是同校同系的校友，只是万钢比他晚几届。两人有次在饭桌上相遇，服部认了这个师弟，万钢拿起酒杯说：“服部，我们的老同学，我们的前辈，干杯!”在服部的社交圈里，名单可以拉得更长：工业部副部长苗圩，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已过世的商务部部长吕福源……
早期服部曾接触过大量来寻求合作的中国汽车人，包括仰融。服部觉得仰融说话很大、很玄，根据他对中国人的理解，他觉得仰融不可信。“这一点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准确的判断。”他的一位朋友很是佩服。
有一则关于服部悦雄与现任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加藤雅大的坊间传闻。
2009年春节前后，置身于召回火山口的丰田像往年一样邀请几位中国资深的媒体人士聚会座谈，服部和加藤均在座。服部上来就说：“丰田召回这个问题，我早就预见到了。我早就说过，丰田早晚要出事。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多喝酒，酒后吐真言，批评丰田!”但加藤雅大的态度就有为丰田辩护之嫌，无非是丰田的问题是很小的技术性问题，概率很小，外界对丰田的评价有失公允之类。谁的表现更受欢迎，结果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加藤并不了解中国。但服部深知，中国人是吃软不吃硬的。如果你认错、服软，人家反而同情你。但是犯了错你还穷横，中国人是最不能容忍的。”一位当时在场的记者说。
这就是“中国通”服部。他的中国经验成为丰田中国战略不可缺少的助推器，也让他的丰田之路愈加开阔。这个时候，他又被看成日本人服部。
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汽丰田的成立，以及丰田全球战略车型凯美瑞在广汽丰田的国产化。
“中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华南、华东，南方我们没有生产基地，跟广汽合资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服部轻描淡写地说。
据一汽一位前高管称，一汽高层对丰田南下“极为震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服部这一招着实高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社会，跟政府关系最好最紧密的，在汽车界当然是一汽。在中国跟一个央企结盟，不论以后中国怎么变化，都有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但是，因为央企比较强势，合作会有很多制约，于是再找一个比较弱势的地方国企，这样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实现制约。这是一种日本式的智慧。”这位一汽前高管称。
服部更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拿捏到了一汽火力的尺度，知道一汽不会翻脸。“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让服部对中国伙伴的承受能力了如指掌。他深知一汽的反击能力到底有多大，也了解中国人喜欢隐忍，关键时候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动真格的。”
服部因为这一点获得了丰田章男的信赖。当年丰田章男刚刚被提拔为常务董事主管中国业务，服部悦雄这种很有进攻性的中国策略为丰田章男在进一步的道路上增加了不少砝码。2009年6月，丰田章男成为丰田社长。此时，服部已经远远超出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是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特别顾问和丰田中国总代表。
服部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有时候像中国人，有时候比日本人还日本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耳濡目染几十年，对这个国度的社会生态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相当长时间的日本生活经历，为了适应日本公司，有时候又会矫枉过正。
至于到底更像哪个，“我觉得一半一半吧。都对，都不对。哈哈。”
一个老人的遗憾
“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快到3万亿美元了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丰田希望在北京建一个维修服务中心，进口零部件需要外汇额度，20万美元也要通过中央政府审批。中国这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见证人。”服部毫不掩饰兴奋之情。
但中国的发展也有坏的一面。以前在北京出差，到了首都机场后，服部会把衣服放到接他的车上，自己换身跑步的衣服，兴致勃勃地从机场跑步到30公里以外的北京饭店。现在他只能在跑步机上跑了。“现在街上不敢跑，污染。丰田汽车也是‘犯人’哪。汽车有危险性，老年人想过马路，车也不让人。”
更让他叹气的是，“北京的朋友越来越少了。”要么离任、退休，要么回国，像他这样拥有如此之长的中国生涯的，少之又少。
不过，告别的时刻也不远了。
“服部的主要资源是在政府关系方面，他的使命是阶段性的。”他的老朋友说，“现在虽然政府关系也很重要，但丰田更多是功夫要花在商业、市场以及生产这块，他在这方面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不过，“现在中国市场发展到这种程度，不用说外国人了，就算是中国人也很难完全了解。”对于最后一句话，服部深以为然。
服部的丰田岁月真的毫无遗憾?也不见得。他曾经有机会让丰田在中国的丰收来得更早更大一些。如果丰田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能再早十年，服部还会是今天的服部吗?
“日本文化太规矩了，做一件事情要从下往上一层层报告，然后决策。我在丰田最底层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了。像欧美、中国都是TOP-DOWN，上面做决策，下面执行。后来我就直接见丰田一把手，因为当时我的顶头上司不关心中国市场。如果他们关心中国市场，就会觉得越权。现在这样做就不行了。”
随着丰田在全球的扩张，服部的努力更多是石沉大海。
他觉得日本的企业文化很多时候还是开放度不够，可能是岛国的封闭性造成的，也可能根源于民族性。这不是一个服部或者丰田能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日本企业在全世界的竞争力会不断下跌，我们在世界上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小。”
今年，服部67岁。虽然每天晚上坚持跑步，蒸桑拿，但是老年人的特征已经足够明显：背有点驼，说话表达有点罗嗦，看书时要戴上老花镜。
“对老年人来讲，还是东京比较舒服一些，交通方便，空气比较好，再加上老年人吃、喝、看病都比较方便，毕竟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相对比中国健全。”他缓缓地说，像一个真正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