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政府干预扭曲企业家行为

　　张维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近日，他做客网易，就如今中国企业家的处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向做了观点阐述。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张维迎告诫企业家：“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以下为其观点全文：

权力与干预导致腐败

　　权力导致腐败。农民没法儿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所以凡是有权力过大的地方一定是腐败得更严重。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中国各个部门，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含金量，一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机构腐败一定最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交通局出问题，为啥呢？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这些公路建设，那么这个部门就腐败不起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腐败。像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谈到的就是关于《反垄断法》的忧虑。反垄断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反垄断法》的好多东西变成来执行这种政策、法律的人的谋私的手段了。好比一个生产铅笔的人、生产打火机的人，他的资产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生产假发的企业也做得很大，国际市场上让它占了百分之几十了，你去反垄断它干吗？好多的政策也许出现的初衷是好的，所谓改进效率，促进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会变成腐败的根源。而腐败本身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仅是不公平，是不公正，这个正义比一般讲的公平更重要。

　　现在我们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价房之类的，不也是变成腐败的一种了吗？现在查出来好多地方的官员利用所谓平价房拿到土地，然后给自己盖豪宅。就是说，这些你是防不胜防的。从这一点上说，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预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

　　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的环境。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方面是恶化的，特别是有一些国有部门，借着它拥有的垄断权力挤压民营企业，包括强迫收购。你就只能卖给我，如果不卖给我，我一定搞死你。因为它控制着行业，有垄断的位置，就是这个路我把持着路口，你不交钱就不能过。像这次山西的煤炭整顿事件，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挫折。

　　我们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协议，怎么让老百姓遵守？在这种强买强卖，名义上说是有补偿，实际上是不补偿，这个问题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看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他就不回来了，而是万一出事儿了，他可以有一个地方躲起来。我觉得这些首先反映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把心思都好好运用于创新、用于市场的推广、用于研发，肯定比把心思、时间都花在出国办手续、去探亲这些事情上要好吧。

　　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市场的法则就是你想得到好处，就要做事，创造出价值来。政府拿出公共资源以后，好多企业家的行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来他应该去创造价值，可是他现在去分配价值了。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让消费者更喜欢，然后获得利润，而是想办法把政府搞定，获得利润。这就是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我的告诫就是：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所以我说企业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时候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但是记住：决定你真正的长期生存的，还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价值的能力。

　　如果大家看我的书的话，应该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这句话。当我们设计这个利润的时候，本身就是要一个责任制度的。谁有能力赚钱？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赚钱，这是我讲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赚钱，要为多少人承担责任？首先我们看，奶农、奶站，甚至前面的饲料，你都要承担责任，你的内部员工、销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毁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你不可能尽到责任。你连资本的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一个企业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个机构呢？就是政府部门。为什么？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这又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就是自由。市场的这些运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计划体制不仅是不让别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让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别人搞得很惨，只有让别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这就是很糟糕的体制。

坚持市场信念不怕被攻击

　　我想人们的决策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利益。在倡导救市的凯恩斯主义里面，这两个因素都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知识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利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谁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钱，谁就能得到好处。所以那个时候中央分钱，各地派高级官员——副省长、计委主任都来，等在门口要钱。大家就像抢东西一样，都不想落后。我们看到的声音一定会是赞成的多，因为反对的人不发出声音的，赞成的人因为的利益太大，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这个人呢……人们总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权就是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人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追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的好奇心和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个很大的满足。

　　我想很多科学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一种实现感。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愉快。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偏好去强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样快乐，这样幸福，这样愉快，那我就这样去行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为经济学家就是你的一个职业角色，但你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你应该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坚持市场体制、继续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为学者来讲，必须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知识的竞争、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台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戏的。演戏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准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术也是这样的。你老想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掌握资源的人的任何一个失败都可以说成是别人的失败，不是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竞争。就像我们一个单位一样。单位有权的人，别人有成绩了他都揽在自己身上，有错误了他都说是别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啊。当然内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闹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闹不明白。我在书里讲了，其实好多我们现在认为市场上的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是政府给它捣鼓出来的，就像“卖拐”一样。

经济学者不能奉行机会主义

　　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严格的逻辑推理。尤其我们对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然后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分析，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得更透一点。我不太愿意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浅尝辄止，闹一个大体上明白点。这种“半夹生饭”的理论，经常使你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经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

　　我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做人的影响，她从小告诉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一个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别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终身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母亲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口碑，我想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会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响。我现在回忆一下，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政治课老师送给我一本书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未来会学经济学。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西北大学的老师何炼成教授，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给学生充分自由和鼓励学生创新的老师。我在他的指导下读研究生，在4年的大学本科里，他给我们上经济学，首先他鼓励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观点，不需要同意书上的观点，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再接下来对我影响大的就是茅于轼（博客）教授。我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对市场的一些理念、理论，好多东西都是通过跟他的交流从他那儿学的。另外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还包括做人的责任心，这个坦率来讲我们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点的。这是现在我也感到很惭愧的。他那样的人物可以为我们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们有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努力去做。

　　我在牛津，去见我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办公室也是很乱的。那时候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但是大家就认为他名气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们学员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们学理论，经常急功近利，我想马上拿到一个东西，就去运用它，然后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时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帮助了这个社会。

　　你看我们好多从西方引进的所谓理论、主义，最后都变成这样的了。就是你没有吃透它，究尽它的逻辑、它的背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生硬的运用到中国，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真的还是应该把好多理论搞透彻。在理论方面不能太实用主义。政策方面可以实用主义，理论方面绝对不能实用主义，太实用主义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报复的。还有一些东西，我最近在我们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是我在讲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对我们做人会有一些启示，同时对我们理解理论也有一些启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杏树，从小这个杏树一开始开花我就开始等着吃杏，每天放学以后老去摘着吃。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学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亲端上来一盆杏。我说怎么这么好吃，谁家的杏？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我母亲说这就是我们自家杏树的杏。哦，我才闹明白，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我的着急使得这个杏从来没有熟透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它从来都是酸的，因为我没有等到这个时机。

　　我想我们做人、做理论，也是这样的。包括市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时间，没有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我们中间就把它掐死了。我觉得茅于轼教授真的是最让我敬佩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从他那儿学到好多东西。他其实作为一个学者的品德，让我高山仰止，这些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我们还有好多老前辈，其实我在这儿不想点名，就是因为挂一漏万的事儿总是免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特别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功能，它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常识了，但是没有这些人的探讨，当时又冲不过这个思想的禁锢，改革就很难起步。包括按劳分配问题的探讨，现在这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说大家要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是先进的，按劳分配一定产生资产阶级，所以对按劳分配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都会对中国的进步发生很大的影响。而那个时候的厉以宁教授对股份制的探讨，现在大家也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儿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股份制，还有上市公司，已经谈公司治理结构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相当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理论研究，还有一些人擅长把这些理论的东西变成一种政策，这也很重要。社会需要沟通。当年的领导人之所以接受了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功劳？有时候就是为了编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你现在回过头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这个国家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量的资源、精力、时间花费在编说法上。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编说法了，我们就可以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来用于创造。

　　我想经济学家和每一个科学家的品质都一样，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在科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达上也是不应该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学、搞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没有勇气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如果做了这个事儿可能反倒会贻害别人。最恶劣的品质就是机会主义，不再认真地追求真的东西，不再按照科学的精神表达意见，而是讨好别人，哗众取宠，这个我觉得很糟糕。（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作者：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