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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房地产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

2010-07-03 16:05来源:中国企业家网字号:小

  为了控制犹如脱缰野马的房地产价格,中国政府近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是,调控政策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弹,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出台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大多数人本来就对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足够信心。很多年来,在诸多领域,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一直在降低。这次房市调控似乎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调控政策从理论上说很有力,但市场没有什么反应,销售量是降下来了,但价格还是一样高,结果是政府的政策效用继续下降。

  应当说,政府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来建立一整套规制房地产市场的制度,而是继续采取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方法。

  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这是一个基本政策思路问题。“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一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即“有恒产者有恒心”。

  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例如1980年代的“温饱社会”,1990年代的“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在这个过程中,脱贫人口增多,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是因为缺失社会保护机制等原因,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面临各种不同困境:穷人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化”;而少数富裕阶层则毫无安全感,很多人在考虑移民国外,“一家两国”已经是普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担忧越来越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策界在讨论中国是否正在“拉美化”。从中国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来看,社会工程做得好,就是新加坡化,做不好,就会是泰国化。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很高,但社会却非常稳定。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老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只要社会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用过分担忧基尼系数增加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泰国则不一样。泰国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并没有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保护机制缺失,这使得社会高度分化。社会分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结果造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濒临内战的局面。

  假如社会得不到保护,经济发展越快,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就越是不足,对自己的前途也越感渺茫。如果政府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不管怎样好的改革举措和政策,都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这又将进一步使得中国的改革陷于困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改革必须成为一项意在社会重建的大工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存、中产阶级的培育、社会对政府信任的重建等等,都可以和房地产发生关联。但很显然,要进行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政府就必须对改革思路进行重新思考,否则就很难制订和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

(责任编辑:羽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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