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控制犹如脱缰野马的房地产价格，中国政府近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是，调控政策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弹，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出台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大多数人本来就对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足够信心。很多年来，在诸多领域，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一直在降低。这次房市调控似乎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调控政策从理论上说很有力，但市场没有什么反应，销售量是降下来了，但价格还是一样高，结果是政府的政策效用继续下降。
应当说，政府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来建立一整套规制房地产市场的制度，而是继续采取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方法。
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这是一个基本政策思路问题。“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一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即“有恒产者有恒心”。
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例如1980年代的“温饱社会”，1990年代的“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在这个过程中，脱贫人口增多，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是因为缺失社会保护机制等原因，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面临各种不同困境：穷人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化”;而少数富裕阶层则毫无安全感，很多人在考虑移民国外，“一家两国”已经是普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担忧越来越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策界在讨论中国是否正在“拉美化”。从中国现有经济和社会结构来看，社会工程做得好，就是新加坡化，做不好，就会是泰国化。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很高，但社会却非常稳定。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老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只要社会得到有效保护，人们就不用过分担忧基尼系数增加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泰国则不一样。泰国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并没有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保护机制缺失，这使得社会高度分化。社会分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结果造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濒临内战的局面。
假如社会得不到保护，经济发展越快，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就越是不足，对自己的前途也越感渺茫。如果政府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不管怎样好的改革举措和政策，都难以得到社会的支持，这又将进一步使得中国的改革陷于困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改革必须成为一项意在社会重建的大工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存、中产阶级的培育、社会对政府信任的重建等等，都可以和房地产发生关联。但很显然，要进行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政府就必须对改革思路进行重新思考，否则就很难制订和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