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供给侧改革作用 因地制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为服务实现“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全面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的现状，找准差距，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入手，全面提升我国各地区的竞争力。为此，我们在总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CDI)等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筛选了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知识经济与创新等12大类指标(归纳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三种类型)，对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横向对比分析，并将各省的指标与全球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提出了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应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作用，以“十三五”规划为引领，因地制宜提升各地区的竞争力。

　　一、中国各省级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个特点

　　1、新常态下我国各地区经济呈现加速分化态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经济结构与发展动力发生深刻转换，区域经济版图呈现加速分化的态势。

　　东部地区缓中趋稳。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在转型升级和制度创新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2014年，广东和江苏两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亿元(且首超万亿美元大关)，经济总量接近全球第14大经济体墨西哥的水平。

　　中西部地区内部分化明显。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和最慢的省份都出现在中西部地区。重庆、贵州、新疆、江西、陕西、湖北等中西部省份，得益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地区投资和消费增长都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而以资源能源输出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省份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如山西省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4.9%，较2013年下滑了4.0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深度调整。在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东北三省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陷入板块式塌陷，面临巨大挑战。2014年，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三省经济增速分别为5.6%、5.8%和6.5%，排名倒数第二、第三和第四位，较2013年分别下降了1.8、2.9和2.4个百分点。

　　2、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

　　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有所减弱，但各地出现分化，中西部地区对投资的依赖仍较大。与2013年相比，2014年全国投资率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全国有14个地区的投资率较2013年出现下滑。但仍有17个地区继续上升，其中青海省投资率由2013年的119.9%上升至2014年的130.4%，宁夏回族自治区投资率由2013年的91%升至2014年的112.8%。

　　服务业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征明显。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升至48.1%，连续第二年超过第二产业。但我国服务业在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北京和上海的服务业比重已分别达到77.9%和68.4%。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占比仍然偏低，排名末位的安徽省服务业比重只有35.4%。

　　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仍处在要素驱动阶段，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压力较大。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资源原材料行业和传统重化工业。未来产业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

　　3、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但城市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提升到2014年的54.8%。但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异巨大，东部省份如广东省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8%，而西藏仅为24%。二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三是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东部一些城镇密集的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而中西部资源(600139,股吧)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四是仍没有较好地解决“人的城市化”问题，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任务仍艰巨。五是交通拥堵、污染等大城市病突出。

　　4、中西部地区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瓶颈

　　2014年，全国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多数省份基础设施水平有所改善，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相对落后。

　　用电方面，2014年，全国人均用电量为4067.5度，除去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等四个地广人稀、高耗能产业比重大的西部省区外，其余绝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人均用电量排名均比较靠后。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2014年西部所有省份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同比均有所上升，但部分西部省份公路、铁路密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公路方面，6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中，5个是西部省市自治区，分别为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铁路方面，7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均位于西部，分别为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西藏。

　　民航旅客运输量地区差异明显。2013年，北京、海南、上海等三省市人均旅客运输量排名靠前，远高于其他地区。辽宁、湖北、吉林、湖南、江苏、安徽、河北等省份排名靠后。

　　全国通信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中西部与东部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东部六个省市2014年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60%，西部的甘肃、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四个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仍低于37%;北京市2014年电话普及率高达228.1部/每百人，是位列末位的江西的2.9倍。

　　5、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空间分布严重不均衡

　　西藏、青海两省区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倍和7倍。而京津冀地区淡水资源最为匮乏，河北、北京、天津三地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最少，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

　　西北、东北地区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方面具有明显资源优势。新疆人均石油储量25.6吨，是全国人均水平(2.5吨)的10倍，人均天然气储量达42403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的(3615立方米)的12倍;山西人均煤炭储量为2524吨，是全国人均水平(176吨)的14倍;辽宁人均铁矿石储量达118吨，是全国人均水平(15.1吨)的8倍。

　　东北和西部耕地资源比较充足，其中黑龙江和内蒙古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4.64亩和4.46亩，是全国人均水平(1.38亩)的3倍多。东部地区耕地资源比较少，浙江、天津、福建、广东、北京、上海等六个东部省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

　　6、基础公共服务有效改善，教育医疗资源分布日趋均衡

　　近两年来，国家加快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资源分布日趋均衡。

　　医疗资源方面，中西部省份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较快，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在全国名列前茅。2014年，河南、贵州、四川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增较2013年分别上升了3.7、3.4和3.0人，远超全国增幅(0.8人);新疆、青海和四川等三省区2014年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超过55张，分别为62.2张、56.6张和56.5张，在全国分列第一、第三和第四位。

　　教育资源方面，中西部省份在初等教育(小学)和中等教育(初中、高中)阶段占据优势，东部省份在高等教育方面持续领先。2014年，新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万人专任教师数为117.4人，位列全国第一，是上海的2.7倍;北京普通高等学校万人专任教师数为31.8人，是位居末位的青海的4.7倍。

　　7、东部人口文化素质仍保持绝对优势，但地区差距在不断缩小

　　近年来，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大幅度上升。与2013年相比，2014年全国受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比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平均提高了0.2个百分点，全国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增加了0.3人。

　　但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利用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2014年，无论是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和万人在校研究生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远远地低于东部地区，而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更是遥遥领先全国其他省级区域。

　　8、财税收入增速下降，各地财政金融发展差距较大

　　2014年中国财政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6%，增速跌至1991年以来新低。与2013年相比，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人均税收收入增速回落了4.1个百分点、全国税收(地方口径)占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和西部财政收入占比和税收收入占比均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比重较低，地区差距明显。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迅速，但区域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异仍然较大。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五省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52%，形成了“沿海金融高地”;西部地区借助国家政策扶持及资源优势，金融发展程度次之;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较弱;保险业发展程度整体偏低，保费收入占GDP比重仅为2.96%，远低于欧美国家。

　　9、生态文明建设初显成效，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任务仍然艰巨

　　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全国各省级区域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主要指标呈现好转趋势。各省会城市年均PM10、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工业固废量、电力消费量较上年出现下降。但这些指标仍处在高位，特别是离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空气污染导致的雾霾现象仍难以消除，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有发生。

　　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源禀赋突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依赖程度高，工业结构中以重化工业为主，对环境易产生较大污染，尤其是西北地区的资源消耗程度较高。其中，单位GDP电力消费量的前5名均位于西部地区，单位GDP工业固废排放量的前10名中有8个是西部省份。新疆和内蒙古的单位GDP电力消费量增速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10、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弱，劳动收入地区差距有所缩小

　　我国人口红利进一步减弱，劳动力供给增速减慢，全国共有16个省级区域的劳动力比重有所降低，其中7个地区的降幅在1个百分点以上。我国劳动力比重的降低和用工成本的提高，将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劳动力大省转移，并使得企业增加资金、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

　　从劳动力成本来看，全国的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水平分别出现了9.47%和7.04%的涨幅，职工收入增加也使得企业的用工成本进一步增加。从地区角度来看，平均工资增幅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最低工资同样如此，这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在明显提高，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

　　11、科技创新实力整体不足，创新能力呈“逆地形”分布

　　目前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整体来看依然较弱，关键技术和工艺有待突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加大，技术创新机制还不够完善，技术交易市场的服务功能仍需要增强。在科技创新方面，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与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在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成果转换方面均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逆地形”现象，制约了当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经费投入来看，北京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8%，不仅在全国占绝对优势，从全球来看超过了最高的以色列(4.2%)，而中西部有16个省级区域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仍未达到1%;从科研产出来看，北京2014年万人专利授权量达34.7件，是排名最后的甘肃省的67倍;高技术产业产值位列全国前五名的五个省市的产值总值达6.67万亿元，占全国的65.2%。

　　12、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为加快区域发展提供新动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为加快区域发展提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从创新来看，我国当前以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向创新驱动转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协调来看，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上差异巨大，部分领域还存在分化趋势，未来缩小地区间差异，实现协调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所在;从绿色来看，各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强，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从开放来看，各地区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为内部行政壁垒的开放、实现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提供了基础;从共享来看，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等战略将实现各省级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整体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将在区域经济层面提供新动力，促进我国各省级区域实现创新驱动下的各具特色的平衡可持续发展。

　　二、因地制宜提升各地区竞争力 推动城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首先，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作用，以“十三五规划”为引领，因地制宜提升各地区的竞争力。整体看，我国各省级区域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由于各地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性较大，需要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作用，以“十三五”规划为引领，因地制宜提升各地区的竞争力，构建与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发展效益高，财政金融实力雄厚，集中了大量资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趋于饱和，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东部地区从发展程度看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化，未来要进一步向“创新驱动”发展。这需要重点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加大开放程度等领域着手，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业。

　　中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科教基础较好，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生态环境容量较大。但面临“三农”问题突出、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化水平较低、扶贫开发任务艰巨等矛盾和问题。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广阔，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部分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与东部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东北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发展条件较好。但面临产业层次低、生产方式粗放、矿产资源枯竭、产能过剩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目前从发展阶段来看仍处于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的阶段，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提高要素利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这需要重点从经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入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

　　其次，形成“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布局，打造区域新增长极。实施板块与轴带结合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四大区域战略基础上，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

　　“一带一路”战略将我国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和加强对外合作的要求，与国内各区域板块的发展战略相对接，通过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将引领带动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打破现有行政体制格局，实现区域联动和协同发展，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再次，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展很快，但各种问题逐渐暴露，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的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二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联动发展。三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继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四是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要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进行规划建设，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五是控制城市开发强度，防止“摊大饼”式扩张，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第四，持续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重点支持交通及信息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发达、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区经济发展。建议中西部地区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公路网、铁路网密度，有效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

　　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民生改善，更对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利器。如4G等手机通信技术为移动通讯提供便利，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建议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程度。

　　第五，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和第三产业。依托本地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农业比重大的地方要立足农业发展工业，充分利用当地农业资源，抓好一批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促进经济发展;资源优势明显的地方要尽快进行产业升级，依托资源优势，实现从资源开采型向资源综合利用转变，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税收贡献率;加工企业聚集的地方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和投入，从来料加工、订单生产向培育自主品牌转变。

　　以城区为中心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城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一定水平，集聚了区域内主要生产要素，应逐步减少对房地产业、建筑业的过度依赖，抓住时机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发展，重点发展旅游、饮食等服务业、娱乐业，逐步发展文化体育事业，拓宽就业渠道和扩大就业容量，培植长远增长点。

　　第六，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外贸正在快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强。未来，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供给，推动金融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应采取差异化信贷政策，有保有压，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可更多地发挥中长期信贷的作用，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借助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育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

　　第七，树立绿色化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从东西对比来看，西部的产业结构偏“重”，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应当适当调整产业结构，推广清洁发展技术，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二是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力度。目前，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发展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重经济”、“轻生态”的发展意识。未来应当扭转发展中的唯GDP观念，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力度，使生态环境改善成为地方发展中的重要事务，以此推动绿色化发展。三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制定和落实大气、水、土壤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环境。加强环境监管执法体制，提高检测技术手段，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此外，还应当切实落实环评制度，提高社会参与程度，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第八，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缩小地区间科教水平的差距。强化“制造业立国”、“实体经济立国”理念，形成国家整体应对战略，着力改革教育体制，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水平差距。明确加大创新投入，改革创新体制，实现“政府市场双到位，国企民企双进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合理选择关键领域，给予相关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遵循新兴产业发展规律，提出相关制度安排，有序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完善相关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设立中西部自主创新专项扶持资金，制定有利于中西部后发地区的评价制度和措施。在重大项目规划布局、审批核准、资金安排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给予适当的专项支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型科技型企业支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设立专门针对中小型科技型企业的贷款业务，降低贷款标准，简化贷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