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在这个8月做出了大胆决定,即重组为母公司Alphabet的子公司,显示出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成为下一个21世纪革新者的野心。短短一周时间,西方观察人士真是为“字母表”操碎了心,给它设想了多种多样的未来形象。然而,在彭博看来,拉里·佩奇可能并没有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一直以来被扣上“不务正业”的谷歌在这个8月做出了大胆决定,即重组为母公司Alphabet的子公司,显示出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成为下一个21世纪革新者的野心。
Google未来将面临什么,大家纷纷开始大猜想。短短一周时间,西方观察人士真是为“字母表”操碎了心,给它设想了多种多样的未来形象。参考上个世纪商业史,沃伦·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工业巨头G.E.(通用电气)以及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与今天 Google 的处境相像,颇具可比性。
彭博评论BloombergView则撰文《Alphabet到底会变成一家什么公司?答案都有可能》,对Alphabet做出不同版本的猜想,以下是钛经媒体编译的内容: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不会成为下一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上周一,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宣布,他和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佩林要成立一家中文直译为“字母表”(Alphabet)的控股公司。
《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分析,佩奇应该是受到了股神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伯克希尔”)鼓舞。
去年12月,佩奇对一些股东提到他将伯克希尔视为“典范”,认为它向大家示范了如何一家经营庞大又复杂的公司。
在宣告将要成立“字母表”时,佩奇还承诺,他和佩林会“对资本配置严格把关”——而严格管理资本配置正是巴菲特缔造伯克希尔帝国的一大法宝。
一周以来,不少业内人士评价,除了资本配置,Alphabet和伯克希尔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前者不只领导财源滚滚的谷歌公司,还养着一帮“虾兵蟹将”,未来它们可能让整个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目前只是亏损的初创企业;后者麾下没有那些连能否盈利都是未知数的“小虾米”,全是实打实的赚钱机器。
也许,佩奇和布林希望模仿巴菲特在严厉和温情中取得平衡的灵活手腕,也许他们渴望像巴菲特那样长期得到世人爱戴。去年10月,佩奇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谷歌这样的公司没有什么希望效法的榜样,但在他看来,如果说有哪个人具备未来谷歌发展所需的多种素质,那人应该是传奇投资者巴菲特。
话虽如此,未来将以“字母表”示人的谷歌,当真没有什么奋斗的“榜样”吗?短短一周时间,西方观察人士真是为“字母表”操碎了心,给它设想了多种多样的未来形象。以下就是几个热门的榜样:
新一代维珍集团?
《华尔街日报》的科技业专栏作者克里斯托福·米姆斯认为,“字母表”要做一家风险投资集团,专门成立和投资新公司。
不过,除了提供太空亚轨道飞行服务的维珍银河公司以外,维珍集团旗下所有公司都处于发展成熟的行业,而且共用同一种营销和服务方式。他们并没有“字母表”那种试图用新科技改变世界的雄心。而且,正如企业创新顾问保罗·蒙霍姆向《连线》杂志指出的:“维珍显然是维珍航空和维珍移动这些企业的母品牌,而它不同,‘字母表’没有这样的品牌关联。”
当然,这不等于说“字母表”和维珍根本扯不到一块去。毕竟,佩奇的婚礼就是在维珍集团总裁理查德·布兰森私人所有的小岛上举行的。
又一个Liberty Media?
哈佛商学院教授汤姆·艾斯曼认为,美国传媒大亨约翰·马隆打造商业帝国的方法也许适用于“字母表”。他在《哈佛商业评论》网站上发文称:
“马隆是有头脑的金融工程师,他给旗下各不相同的企业创造了彼此独立的资本结构,每一种结构都发行自己的股票。而马隆执掌的控股公司Liberty Media在各家公司都持有部分股份。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吸引一些股权和债券的投资者,因为Liberty Media控股的公司可以满足对方的投资风险与回报偏好。”
这种看法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美国高科技仪器制造商赛默飞。该公司也使用了同样的管理模式,将旗下各类新技术业务剥离,分别成立公开上市公司。那样一来,作为母公司的赛默飞不但激励了员工,也卸下了支持技术研发的财务负担。
但佩奇和佩林现在的做法好像和以上两位前辈的截然相反。
谷歌没有让旗下新项目走向资本市场,“字母表”看来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佩奇和佩林觉得,要论给这些正在探索初期的项目分配资金,自己能比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做得更好。
成长为下一个通用电气?
爱迪生发明了人类史上第一盏耐用电灯泡,他成立的通用电气公司后来逐步生产机车、X光机、无线电设备等各类电气设备,发展为综合性集团。
《纽约时报》记者法哈德·曼约奥等观察人士认为,在这个方面“字母表”和通用电气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电是通用电气发展各类业务共同的基石,“字母表”成长的动力来自计算机算法;过去几十年,通用电气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文化,“字母表”也可能最终孕育自己的文化。
但两者还有明显的区别,早在创业之初,爱迪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电力应用。正如约翰·瓦塞克在“电力商”一书中所说:
“把它想象成微软,除了编写电脑操作系统,它也制造所有电脑零部件,给它们供电、配电,还运营发电厂。”
事实证明,全能不是通用电气的优势,反而变成不堪忍受的重负。19世纪80年代,爱迪生的公司深陷财务困境,多亏华尔街的金融家亨利·维拉德和摩根大通的创始人老摩根出手,两人整合并精简了爱迪生经营的许多业务,打造了现代人印象中的通用电气。佩奇和佩林当然不想看到谷歌也走那样的弯路。
另一个AT&T?
AT&T本身是印钞机一般的垄断企业,它利用一些垄断获得的暴利资助用科技改变世界的贝尔实验室。《纽约时报》的财经专栏作家尼尔·欧文认为:
“举个例子,谷歌是搜索引擎广告领域的霸主,其主导地位就像AT&T过去的垄断地位。谷歌可以大赚特赚,其管理层会抽取部分利润,资助各类基础研究。”
AT&T将贝尔实验室的许多发明创造应用于本公司的核心业务,提高其效率和利润率。晶体管等发明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没有一样发明真正成为AT&T新的重要收入源。到在上世纪80年代AT&T按照法院判决分拆时,电话服务都还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如果我们按电话服务的广义定义来看,直到今天,分拆后的AT&T仍然将这项业务保留在公司全称里。而全方位发展的贝尔实验室将纳入诺基亚。
“字母表”可能沦为又一个施乐公司?
施乐的发展历程和AT&T的类似,但更坎坷。施乐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研究中心推出多种非常实用的发明,从激光打印机、以太网到主宰现代计算和交流的个人电脑、图形用户界面(GUI),简直包罗万有。可惜,它们为其他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唯独没能让施乐受益。如今的施乐不复当年勇,再也不是曾经那个科技业巨头。
本周,曾出书讲述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发展史的迈克尔·希尔奇克在接受新媒体Vox采访时说,复印机业务左右着施乐的企业文化,“施乐很难涉足一切与复印机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他们公司有25万销售人员,看到个人电脑这样的产品,却没有一人清楚怎样利用它获利。”
希尔奇克说,谷歌从来都不是施乐这种“一根筋”。而且,施乐的帕罗奥多研究中心只是公司小小的前哨,距离该司大本营纽约州罗彻斯特4800多公里之遥。而“字母表”的新开发的业务却是两位谷歌创始人的心头好,他们对那些业务抱有极大兴趣。
可两人还面临最根本的挑战。谷歌凭借区区一项创新获得的巨大成功起家,他们要寻找方法,鼓励公司内部持续创新,并为此不断投入。这是谷歌成长中如影随形的挑战。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约菲向彭博新闻社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必须能够掌控整个创新过程,判断哪些投资值得做,哪些不值得。回顾科技业历史,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是谷歌还没有化身为“字母表”时已经存在的问题,脱胎于谷歌的“字母表”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保证公司重组就是管用的法子。
现实恰恰和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那句传世名言相反:美国人的生命中其实有许多第二幕。只不过美国科技业的公司没有那么多第二幕,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想东山再起谈何容易。
“字母表”就是下一个SPECTRE?
熟悉007系列的观众想必都记得,邦德有个死对头恩内斯特·斯塔夫洛·布罗菲尔德开了一家名为SPECTRE的公司,其全称为“反情报、恐怖主义、报复、勒索特别行动组织”。这个大反派经商倒是把好手。他的公司业务覆盖全球。《王牌大贱谍》剧中邪恶博士经营的企业也是以SPECTRE为范本设计。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汤姆森上周四在澳大利亚这样评论有关“字母表”的新闻:谷歌新成立名为字母表的母公司,这本身已经创造一系列很有意思的对应全称,比如A代表贪婪,B代表删改,K代表高层腐败、Z代表狂热行为。
当然,汤姆森以上评价并不是真的要把谷歌比作邪恶组织SPECTRE。可他列举的那些词也让人不禁想到,谷歌原本是从不做恶的“好好先生”,现在要进化为以字母表简称排序可以指代无数恶行的垄断辛迪加,这不是一件很酷、很可怕的事吗?等到拉里·佩奇真正带着新生的“字母表”亮相,公开挑逗那只不再循规蹈矩的小野猫时,大家都会凝神静气看一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