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五庄，因为一个企业而出名，更因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而经常被媒体及社会各界关注。这就是孙大午和他的农牧企业——大午集团。
2003年的一件“非法集资”案让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名声大噪，作为大午集团法人的孙大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案件再一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民间借贷形式和合法化路径的热议，其背景是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不再新鲜却未获实质性突破的问题。
9年过去了，早已从董事长角色转化为监事长（大午集团实行私企立宪制，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分别拥有监督权、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孙大午对如今的现状仍不乐观：“融资环境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午集团到现在也贷不到款。”
“贷款难的原因，一是中小企业能够担保的资质比较少；二是没有与它匹配的金融机构。”对于这个问题，孙大午自做企业以来就在呼吁，至今现状依然如故。目前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对于中小企业贷款都有抵押物的条件限制，占企业固定资产绝大部分的土地和厂房等不能作为抵押物，原因是农村建设用地属于集体用地，不能做评估，银行规定只有国家用地才能被抵押。至于在集体用地上建的厂房、住房、宾馆等，就更不具备抵押条件了，因此，作为农村乡镇企业的大午集团能够符合银行抵押物要求的只有汽车、发电设备等，而这些抵押物可以贷到的金额对于企业资金缺口如九牛一毛。
孙大午说，从1985年创业到1995年十年间，大午集团从银行总共只贷过5万元，“而且这5万块钱还是凭个人关系贷出来的。95年时企业产值最少有3000万，规模也有一二百人了”。
此后，由于国家支持农业，大午集团陆续接受过2笔农业贴息贷款。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排名第344位，这为它赢得了河北省农行对农业大县的一笔专项贴息贷款——250万元。1997年左右，孙大午再度被河北省政府评为“养鸡状元”，此后又得到农行的第二笔大额贷款——180万元。
然而企业在扩大规模时需要的资金远远不止430万。据资料显示，单1996、1997年，大午集团建立祖代鸡场的投资就已经650万元了，除此之外，还要兴建有机肥厂、鸡粪复合肥厂、扩建饲料公司等，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今，大午已经发展成为囊括饲料、种禽、食品、肥业、育种、教育、休闲度假等9个产业板块，年产值达10亿的中型农牧企业，这期间如何通过企业自身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成为孙大午思考和实践的主要内容。
满足市场需要 “粮食银行”应运而生
在《风雨孙大午》一书中，作者总结孙大午的发家史其实是“创造性地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过程”。
“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土地多，粮食就多，每家每户都剩好多粮食。卖，不值钱，不卖，存在家里虫蛀鼠咬，损耗很大。农民就开始搞养殖。”孙大午刚开始创业的时候，2万元起家，建了一个小型饲料加工厂，养了1000只鸡，50头猪。“自己家的粮食不够用，我们就向厂里的工人借，最后发展到向周边村民借。”农民把余粮借给孙大午，到时候要粮食，孙大午就还粮食，不要粮食就把粮食作价支付现金，价格上随高不随低。“比如今年小麦1块钱1斤，半年以后涨到2块，我们就按2块结；如果还的时候落价了，我们还按1块给。”这样农民就不愿意把粮食拉到自己家去存，而是直接拉到孙大午的粮仓里，反正粮价只会上升不会下降，没有亏损。后来，有些农民到期后既不来取粮食也不来取钱，粮食款就自动转成借款，开始计利息。
孙大午的“粮食银行”就这样应运而生。他说：“粮食银行对存粮的村民和收粮户是双赢的。粮食价格稳步上升，而且还可以生利，对农民来说不吃亏；对于企业，既有了大量的粮食而且不需要占用资金，加快了企业周转，甚至遇到特殊情况还可以卖掉粮食，涨价那部分就属于我了。”据孙大午计算，粮食银行的融资成本很低，也就是5厘或者6厘左右，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企业能够稳步发展。
当然，作为最初的“实物借贷”，存粮的农民也存在风险，那就是借的一方违约或发生意外。这时，农民对风险的评估就来自对孙大午本人及其家族的信任。因此，孙大午说，“粮食银行的起点是道德和信用。其特征是好借好用，好借好还，随高不随低。”在农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人们对借贷者道德品质有基本的了解，对还贷的能力也有基本的考察，才能促成粮食银行这种基于信用的实物借贷形式的产生。“这甚至比银行、股市投融资中的信用可靠得多。”孙大午说。
目前，大午集团的饲料公司还在使用粮食银行的做法。“我们存粮食需求量很大，常年保持的粮食库存在3 万吨，接近7 千万的资金。”孙大午又算了笔账，“因为粮价30年来保持上涨，对于企业生产成本来说不如直接拿钱去买了存起来便宜。”但是他不否认，在大午集团创业初期，粮食银行对其发展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企业融资新法：向职工“借”工资
1996 年，孙大午将“粮食银行”中的实物——粮食变成钱，开创了另一种融资方法——职工工资“入股”。不过这个“入股”不是占有企业股份，而是职工以存款的形式把工资借贷给大午集团。
喜欢思考又善于经营的孙大午发现，由于郎五庄地处偏僻，人均消费低，工人每月工资真正用来消费的也就三分之一，其余的都留在工资折里。于是，孙大午想到为何不利用这部分“闲散”资金来补养企业资金的缺乏。每月发工资时，工人取出自己生活用的，剩余部分，大午集团就以借款的形式存在企业的财务公司，发给职工一个存款折，相当于企业内部职工存款，工人可以存活期或者定期，存款的利率也比国家银行高一倍。
孙大午说，“职工工资”是大午集团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现在大午集团有职工2000多人，如果按人均一年3万元的工资来算的话，大午集团一年用于职工工资支付的资金就达6000万元。实行职工工资“入股”，大午集团就可以将6000万元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三四千万元留在公司用作自筹资金。这样，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大大降低，毕竟付给工人的利息要比从银行贷款的利率低很多。而职工也可以不用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县城存取，并且存款利息也比银行高。
慢慢地，职工的亲友也开始到大午集团“存钱”，周围的村民以及与大午集团有业务往来的一些养殖户、种植户，都成为大午集团的“储户”。
然而，民间借贷这个敏感的词汇在没有完善法律支撑的情况下免不了“触线”的风险。2003年，孙大午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徐水县公安局羁押。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郎五庄村及附近村民，共有4742人参与了大午集团的借贷。自1993年以来，大午集团累计吸收公众存款高达1.8亿余元。虽然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但孙大午对此一直深感悲愤：“我无罪，我伏法。”
这场官司使大午集团遭受重创，仅账面亏损就达584万元，如果计入企业正常发展速度的因素，损失超过1000万。然而让孙大午感动的是，企业员工没有落井下石，更没人携款外逃。“企业虽亏损，但人人都坚守岗位，还主动降工资，最高的降到了30%。”
到2004年大午集团就扭亏为盈，盈利600万元。这除了得益于员工的支持外，在孙大午看来，企业没有大额银行贷款也是重要原因。“我这个企业不是靠贷款支撑起来的。很多企业自有资金已经达到60%，负债40%也倒闭了。原因就是40% 资金是从银行贷款的，当遇到银行紧缩银根时，自有资金都投入基本建设，为了利随本清偿还贷款，企业主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反过来再从银行贷款就很难了。这样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主走投无路的例子不胜枚举。”
职工将工资以存款形式借给大午集团，也是看到企业发展现实，基于对企业赢利能力的信任。而大午集团稳健增长也是具备偿还能力的保证。目前，大午集团的年增长率保持在30%，2000 余名职工几乎都有存款在企业。
再为融资忙 盘活养老账
孙大午常说，他的理想是“建一个农村中的都市”。“城市人有社保，我们这儿有内保，你可以入社保，也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的内保。”孙大午所说的内保，是他想出来的又一个企业融资办法，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职工的利益。孙大午又算了一笔账，“现在企业每年在每个工人的社保上的投入大概是4000元左右，个人缴1500元，交够15年，当职工退休时领到的工资大约是现行工资的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标准很低。”于是，孙大午开创了企业内保制度，即每年企业为工人缴纳3000元，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个人自己交1500元，总共4500元存入设在工会的工人养老账户上。“如果从30岁开始交够15年，每年4500元，我们按2年的银行贷款利息六厘六计息，利滚利，到60岁退休时，这笔钱可以达到60万元。而且工人工作的时间越长利息越高。这笔钱作养老金，每月领取的钱肯定比社保的钱多。”孙大午笃定地说。在孙大午的规划下，这笔工人存的内保的钱可以家族继承、转让，一次性或陆续提取。相对于社保无利息、盈亏补平的政策，孙大午的内保制度有不小的吸引力。
当然，对于企业来说，虽然这部分资金属于“负债”，但是在不增加劳动力成本支出的基础上，还有了企业周转资金，可谓一举两得。
时值四川贵州的大学生村官们来参观大午集团，谈起融资问题，孙大午对他们说：“银行无非就是零存整取，随存随取。搞懂了粮食银行的思路，你可以拷贝到土地银行、果树银行甚至劳动力银行。”
“融资创新限制性很大，我们也是在模糊的状态下探索。”孙大午认为，农村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企业没有作为经济血脉的金融就没有活力可言。因此，设立与中小企业匹配的金融服务是当务之急。他说，农村的金融体系应该放小、拆大、民营化。“放小”即放开县以下的金融机构，比如信用社就让农民来办。“拆大”就是打破垄断，不仅在经营规模上，还有产权的分拆。一些长期经营不善的商业银行可以先分拆给地方，地方化后再民营化。
“如果把大银行比作天，现在的金融体系就是上天的梯子，而不是桥梁。我们需要的是融通，本地资金支持当地发展，这样才能盘活资源。”显然，孙大午的很多“触雷”式的融资创新都是无奈之举，他还是期盼一个开放、阳光的金融大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