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发展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完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日在“2012中外服务贸易企业洽谈会”上表示，服务业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服务业自身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属性要求市场经济制度必须更趋完善和健全。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世界经济论坛天津合作伙伴城市圆桌会议上表示，靠工业投资主导的扩张性的土地模式与房地产开发共同推动的快速城市化，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成为目前大城市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李铁表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30年的时间城市化率从17%提高到51.27%，城市人口达到了6.9亿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城市人口一倍以上。同时，中国30年的城市化进程也集中了欧美国家几百年城市化发展的矛盾和成果。由于一方面要求经济增长，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导致在发展中面临困难选择。
第一，目前城市的人均占地达到132平方米，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由于基础设施成本过高，使服务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工业化主导的土地扩张城市化进程，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李铁指出，调整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的目标目前仍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应是相互促进的过程，现在以工业化的主导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关于成因，李铁认为，首先，工业投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环境成本支撑的“世界工厂”模式，到现在仍没有得以转变。
实际上，在分税制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构成了负支出。由于工业发展过度投资带来的大量外来人口，也希望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使城市政府不得不继续去选择增加工业投资与招商引资来支撑，但这并不能解决城市的日益发展的开支需要。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在大量进行工业投资的同时，还要去发展房地产。通过房地产、商业地产的土地出让金来维持甚至弥补工业基础设施运转以及城市的发展资金不足。
一方面只有靠实行扩张性的土地模式来带动工业增长，从而弥补城市政府现有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还要靠房地产开发，增加土地出让金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压力。这种城市化路径已经成为各类城市一个主要的发展模式。
“这种恶性循环，到目前我们仍然没有摆脱。”李铁强调。
第二，在快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需要多层次的服务业相匹配。由于我们过多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成果，多注重城市的视觉形象，以牺牲对外来人口进行服务、以牺牲多层次的服务业就业为代价，使得城市单一的追求高端服务业。使得服务业的发展只能满足一部分城市人口需要，不能解决城市多层次人口需要，特别是中低收入人口的需要。
第三，城市发展大量依靠房地产开发的模式，虽然可以得到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但从另一方面也在增加了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以北京为例--前门大栅栏的改造，表面上看是成功的，整个古老街道焕然一新，形成新的景观建筑风景区。但开发的成本平摊到每个服务业的经营者身上，就造成了消费价格的上涨。大量到北京参观、旅游的人不是在大栅栏主街上消费，而是在后面没有拆迁的地方消费。
第四，基础设施的垄断不能体现真实的要素价格。目前找不到一家全国性的民营或外资的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商，都被地方政府的国有部门垄断。垄断的价值并不能反映真实的需求。比如，北京在人口过度膨胀，但由于垄断，基本消费水平却很低，服务业得不到很好的回报，服务水平也不够高。
李铁表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中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降低服务业的发展成本。只有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效益才能提供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才能提高服务业比重。
第二，提高城市的密集度，不能走土地扩张的路子。提高城市的密集度可以增加服务业有效的服务环境和规模效益，同时也是降低服务业发展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打破政府对基础设施服务业的垄断，放开民间和外资投资，使服务业发展运转更为有效、更合理。
第四，提升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业发展空间。一个城市中，会有高收入人口，也会有中低收入人口，不能只发展高端服务业，而不给中低端的特别是外来服务业留下空间。
第五，对服务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特别是对小规模的服务业、零售服务业，提供小额贷款等各项支持。
第六，降低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不要把城市所有地块都给房地产开发，要允许地块小地块的拍卖，几十平米、一亩地、两亩地的拍卖。房地产的商业利润也会增加消费成本，如果通过小地块拍卖来减少房地产商利润，直接形成经营者的利润，服务成本也就降低了。
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内，着力完善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应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是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加快推进服务领域的体制改革，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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