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农民出国打工热潮。许多农民农民长期出国务工，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收入，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农民跨国挣钱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年，也是江山市四都镇埠头村村民周方金命运改变的开始。他怀揣出国淘金的梦想，成为全村走出国门“打洋工”的第一人。
十年沉沉浮浮，不变的是致富的渴望，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民像周方金一样走上出国务工的道路。
现年35岁的方水英，也是江山市四都镇埠头村村民。5年前，就是在周方金等同村人出国淘金的诱惑下，她决心改变一穷二白的家境，去应聘一家在日本的服装厂。经过笔试、面试，方水英等3人被选中。
“没办法，都是为了这个家。”方水英想方设法劝服老公，忍痛扔下不停哭喊的儿子，独自飞向一海之隔的日本打工。
来到日本名古屋，从未到过大城市的她一下子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坐地铁，不知道怎么购买自助饮料，不知道为什么要靠左行驶，但这一切的茫然，都比不上言语沟通上的不便。
方水英去日本前已在上海接受两个月的语言培训，但对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因言语不通，工作进度极其缓慢。“晚上10点多下班后，我都会坚持背一篇课文，再听一会儿收音机。”为了尽快学会日语，出国第一年，方水英几乎每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们从农村出来，苦惯了，这些不算什么。”方水英顿了顿说，“最受不了的还是想儿子。”有时候，她听到收音机里有人喊“妈妈”，她的视线就开始模糊，泪珠禁不住一滴滴滚落下来。
可是，与日方服装厂签订的合同规定：必须做满3年后才能回家。后来，因公公病危，方水英曾回国一次，但也只有4天的假，光在路上就花去了两天。看到儿子的那一刻，方水英觉得像是做梦，她兴奋地跑过去拥抱，谁知8岁的儿子却躲到爸爸后面，惊恐地看着她。
在衢州、丽水等山区，像方水英这样为改变家境而出国门务工的农民，为数不少。
方水英所在的埠头村是一个总人口只有1383人的小村落，现在却有40多个人远赴新加坡、日本、阿尔及利亚等国务工，是全村在外务工人员数量的一半。每到岁末，村口总会围着从不同国家务工归来的农民，彼此交流收入情况、异乡风俗等，俨然成了小小的联合国交流会。在有侨乡之称的青田，有23万人分布在世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该县人口近一半。
不过，跨国打工的经历，总是混杂着挣钱的喜悦和背井离乡的艰辛回忆。
江山人周小王在日本九州一家机械厂打工，上个月刚回来。3年的打工生涯中，使23岁的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能谈恋爱”这一合同条款。
“一旦发现谈恋爱就会被遣送回国。开始以为3年时间挺短，不谈就不谈，但在异乡真的很空虚。”他有两个同事，就因谈恋爱被发现，公司要将他们遣送回国，他们跳窗逃走，结果两人的腿都摔断了。“这种规定真没有人性。”周小王说。
但周边的人发现，周小王出国回来后，行为举止有了很多变化。就如采访中，手机响起的时候，他会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一边走到门外去接；离开会议室时，他会把桌上的水杯一只只收好，将椅子移到桌子底下……“在国外，人人都是这样，我习惯了，没想到村民都夸我真懂礼貌。”周小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打洋工”，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兰溪姑娘陈小美曾到日本名古屋一家服装厂做纺织女工，从日本回来后，因为懂日语，如今她已成为一家外资企业的白领；青田小伙顾青在葡萄牙学会了一手好厨艺，如今在青田老家开起一家葡萄牙风味餐厅。
有学者认为，跨国打工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国内农民工工资偏低，海外劳务对曾被束缚在土地上和灶台边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机遇。纵然漂洋过海打工的艰辛并非常人所能体会，但跨出国门“挣点大钱”，已成为一些农民在全球化下的新“中国梦”。
专家就此指出，国外打工不是享清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没有文化更是如此，意味着只能干粗活、重活与苦活。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国外不是天堂，比在国内苦得多、累得多，没有吃苦的准备，有可能出去没多久就得打道回府。同时，高收入伴随着高风险和高强度，“打洋工”还要注意人身安全和法律风险。
权益保障，也是“打洋工”经常遇到的一大问题。如今欧洲、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签证越来越难办，不少农民就以“探亲”的名义去国外打黑工。本想多赚点钱，但很多因自身权益无法保障，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下一屁股债。
因此，专家提醒，农民工选择出国最好是选择正规的职业中介，出国前，要对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法律法规做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要去政治局势动荡的国家，以免发生意外，或出现其他不适应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