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吧，我孤军作战，打的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八十岁高龄的李文俊在回顾自己翻译福克纳的艰辛历程时，充满激情地说。尽管他的笔墨曾触及英语世界及其他领域的不少作家，但让他感到不枉此生的，自然还是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美国作家福克纳。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而李文俊却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其中最艰深的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并不辞辛劳地连续编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随笔全编》。他不无风趣地说:我现在是老黄牛拉耕犁，算是对得起他老人家。
译者道路亦艰深，李文俊直言自己的生活平淡，少有传奇波折。大学毕业后进《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和同为翻译家的夫人、黑塞研究专家张佩芬，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自己交一点房租，就这样对付着住了好些年。直到最近，我们才出钱买下来。”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三十开外的独生子。尽管夫妇俩都从事翻译，儿子却没有继承“衣钵”，做了软件工程师。李老谈及此满脸喜庆，并未表现出一丝遗憾。
尽管已届高龄，李文俊言语之间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透出慧黠和理趣。他谈到心中崇敬的“大师”钱钟书，“在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中，我曾写信请教他，他回复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但存在必有它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对当时的李文俊来说，尽管钱钟书的话语带机锋，看似对福克纳有不恭敬之嫌，却仍不失为一种激励。
最让他感慨的是，2007年春节前夕，已经有些时间没见面的杨绛先生，忽然打电话给他，说有重要事情商量。去她家后，杨绛郑重地指出他的随笔集《天凉好个秋》序言中的一处纰漏：他的生日农历和阳历不合。推算后，杨绛说“你跟钱钟书原来是同一天生日。”记者笑言，这当中似乎隐隐有一种“精神承继”的关系，李文俊打趣道：同一天生日，巧合。
说到前辈和同道，李文俊显得颇为谦虚。谈到自己的译文，却一点都不含糊。去年年底，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别看是艾略特的一出诗剧，自己做的可是件“史无前例”的工作。“我向熟悉艾略特的朋友打听过，这部重要诗剧，至今未有人译过。”“尤其是其中神父的布道一节，即使有人翻译，能做到准确把握的人是少有的。”
李文俊以翻译福克纳为人熟知，以至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但凡一提到福克纳，马上就会想到李文俊，福克纳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标签。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和施咸荣等四人合译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文革”期间作为内部书出版；他还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更少有人知道他还翻译过海明威。“‘文革’结束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找我翻译《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人翻译，且被某领导推荐给了出版社，自己的译稿只好就此‘搁浅’。”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让他阴差阳错与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文俊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词句，来形容自己当初选择福克纳的“壮举”，因为他深知自己面临的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而且1979年前后，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工作。
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李文俊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将全书译出。“大概总有两年，这本书日日夜夜纠缠着我，像一个梦——有时是美梦，有时却又是噩梦。”被普遍认为最难译的《押沙龙，押沙龙！》，对他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他说:法国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李文俊拣起此书。花了三年时间，68岁的他终于翻译完这部作品，也因此累垮，心肌梗塞发作住进医院。
翻译福克纳的艰辛，也让李文俊对翻译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在他看来，翻译外国文学的最大难题是:跨越两种文化的间隔，要以崇尚简洁、清晰的汉语形态出现时，仍能原汁原味地保持文本的美学价值。一个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把散见各处、或埋伏较深的“脉络”、“微血管”、各种“神经”一一理清，把握好它们的来龙去脉，才能还原出一幅完美的原图。
身体康复后的李文俊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一些偏于轻松的东西，如塞林格的《九故事》、儿童小说《小公主》、《小爵爷》等，译得最过瘾的是和已故翻译家蔡慧合译的《爱玛》，还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引用一位美国诗人的诗句“行人寥落的小径”，李文俊说:在一个分叉的路口，选择一条路走下去，不管是否还有更便捷的路，他都选择坚守在翻译第一线，最终抵达一生极力追求的人生境界。
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福克纳翻译和研究专家。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著有《纵浪大化集》、《天凉好个秋》等；译有福克纳及其他美英文学作品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