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脱离实际
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有追求的老板们大都已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无须笔者赘言。老板们纷纷加强了对管理的学习，研读书籍、进修EMBA、四处培训、聘请管理咨询公司，引进管理专业的高管，各种管理理论纷纷在企业里进行着试验，其中不乏有结合的很好的案例，但“水土不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失败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中国社会有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想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毛泽东，伟人的伟大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能够精确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能够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毛泽东的初衷很简单，西方“讲了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掌握了西方理论武器的“海归”们毕竟掌握了话语权。以至于对于毛泽东来说，早期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这些留学回国的洋学生。
他们即是毛泽东所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只知道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答案，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成圣经，以为经典作家说的话都是对的，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许多人凡是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这些人主要包括：王明、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他们自认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接触了一些比较新的理念和模式就可以毫无困难的指导中国革命，对于毛泽东等一身农民打扮的领导人不屑一顾。这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年轻、学历高、有海外学习背景和后台，当上了中国红军的“CEO”后，骄傲跋扈。而毛泽东虽然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却没有学历，没有出过国，教条主义者们自然不会把这些“土包子”放在眼里。
这28个“布尔什维克”唯苏联经验至上，照搬苏联“城市革命”路线，“以卵击石”般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进攻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红军被迫长征，他们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革命。
与“教条派”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务实派、落地派”，主张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践出发，实事求是，不能盲目照搬书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农村，同时农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的现实，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挽救党和军队。
同样，“教条派”和“务实派”在之分在中国管理界也屡见不鲜。
什么是管理的教条派呢？他们不做调查，脱离实际，只会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管理完全凭感觉，跟企业的实际完全脱节，动不动就照办照抄世界500强的理论，卖弄知识，哗众取宠。一些管理咨询公司、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MBA们，从不研究行业、研究企业实际，盲目给企业开处方，却不管实际效果如何。
对中国的管理人来讲，西方的管理学理论讲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的实际情况，从中总结出规律和经验。
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农村，中小企业的市场主要在县乡镇及农村，客户、员工也大都出身于农村，农民的烙印是与生俱来的，农民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和生活意识是根深蒂固的。这些都是中小企业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人为本”是管理的核心，任何背离这一核心的理论都是脱离实际的、是教条的。
我们认为，管理的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向五百强学习也没有错，接受管理咨询公司的培训更没有错，只不过是我们的学习是批判性的学习，而不能一昧的的照搬照抄，尤其是要考虑自己企业的实际。大企业的成功运作经验和规范未必适合自己，管理没有对错与否，只有适合与否。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特定的行业和企业背景，五百强的管理理论形成于一百年前或几十年前，是在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环境中诞生出来的，是以完善的环境中的行为为参照系总结出来的，中国的环境如此复杂，跟国外城市文化又差异极大，五百强的理论模式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未必有效。
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需要提高，就必须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理论适应企业实情，而不是牺牲自身的实际情况去适应理论。只有将成熟的理论和企业具体的实践相对接，才能完成管理理论的适应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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