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左右时，我通过亲身经历发现了这个道理。我和哥哥每个夏天都去参加荷兰的一个青少年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一般在那待上3周。但是14岁左右那一年，我和哥哥整个夏天都在青少年营度过。3周后，老营员走了，新营员来了，我和哥哥决定举办一个迎新仪式。我和哥哥在场地中央放了一个大浴缸，在浴缸里装满冰冻水。然后，我和哥哥对新营员说，青少年营有个传统，新来的都必须在浴缸里浸泡一下。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60个男孩（大部分人都比我们大）听话地排成一排，一个一个地爬进浴缸、泡一下、爬出来。营长恰好路过，于是对那些男孩说，新营员有60个，老营员只有我和哥哥两个。“恐怖统治”突然结束了，我和哥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认识到，人们是多么服从心目中的权威。
事实上，有些权威人物连杀了人都能逍遥法外。我见过的某些公司，弥漫着恐怖氛围，所有人都惴惴不安，进了这种公司，就像进了集中营。曾经有个经理人告诉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稍微动下手指头，我就可以让10000人的生活痛苦不堪。”我想问问那个经理人：“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答案在于，纵观历史，各种各样的暴君都面临一个永久困境。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管权力有多大，他们都要时刻提防被人暗算。多年以来，我一直想知道暴君是怎样养成的。卡利古拉（罗马暴君）或希特勒的人格结构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残忍？这个世界上的穆加贝们为什么会堕落变质，成为暴君？工作场合里的残忍领导者（与暴君相比，情况较轻，人数较多），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有些领导者似乎丧失了人性？他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企业里制造恐怖氛围？在本篇，我将着重讨论让领导者成为领导力囚徒的某些心理力量。这些心理力量也许会造成压力，引发焦虑和抑郁，进而导致不负责任、没有理性的行为，影响组织的文化和决策模式。
不管在什么背景下，暴政与权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托马斯·杰弗逊曾经写道：“人一旦觊觎官职，其品行就开始堕落。”权力是细菌，一接触就染病；权力是麻醉剂，一用就上瘾。很多本来很理智的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突然出现病态行为。我们都有阴暗的一面，这一面只在某些情况下显现，从我和哥哥那次机会主义的、短命的“恐怖统治”中可见一斑。我怀疑，认识到自己有潜在的暴力倾向，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大吃一惊。
幸运的是，我们很少有人有机会把暴力倾向发展到夏卡·祖鲁那个地步。多年以前（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在哈佛图书馆学习，偶然在《科学美国人》上看到一篇文章，讲述的是19世纪非洲一位臭名昭著的国王，夏卡·祖鲁，是如何把战争现代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南非，人们仍然敬畏夏卡·祖鲁。在我看来，夏卡·祖鲁是堕落领导者的原型。他的很多行为都让我想起萨达姆·侯赛因，以及程度较轻的罗伯特·穆加贝。事情一件接一件，在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写出了一本书的草稿，本书第9章就是从那本书里节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