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多元化利益取向的嬗变
应当指出，在企业从事职业活动的智慧人，不同于宗教信仰中的智慧之子，向善的本质指的是主流，不能排除其中“智慧出有大伪”倾向。只不过在违背职业道德行为直至非法活动方面，智慧人带有更多的智力博弈的成分。在善恶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假如违背职业道德或者非法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很低，而“成功”的概率又很高，智慧人实际上会受到一种负面的激励。即使中性的看待智慧人，他们的利益取向也是多元的，不断变化着的。
智慧人的嬗变主要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当社会崇尚金钱时，劳动者就会表现出经济人的特点；当社会需要人们承担起国家、民族的责任时，劳动者社会人的潜质就会被召唤出来；当社会更多的关注民生、人权时，劳动者更愿意做一个自动人。当然，社会环境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智慧人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同时，劳动者队伍的构成也是多样化的。一般说来，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经济人的成分多一些；刚走向社会的青年大学生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年劳动者则需要承担起社会人的角色。每个劳动者的人生道路殊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表现出来主要诉求也在变化。例如青年人恋爱之前多表现为社会人；结婚生子购房阶段，则需要做经济人；当劳动者职业定型、年事渐长时就产生了做自动人的渴望。
在这种多元化的智慧人利益取向中，管理者试图用一种激励方式把所有员工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不可能的。即使过去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如果激励水平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失去原有的激励效果。美国心理学家、管理理论家、行为科学家，双因素理论的创立者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曾经在美国匹兹堡地区对二百名工程师、会计师进行了调查访问。主要了解哪些事项是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并估计这种积极情绪持续多长时间；又有哪些事项是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并估计这种消极情绪持续多长时间。研究发现，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不仅不一样，而且不能持久，因为存在着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的互变问题。在此前或者对一部分人是激励因素，在此后或者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保健因素，不再具有激励作用。
由于社会大环境与企业具体管理环境存在差异，智慧人在激励举措面前并非只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执行的便利进行理性比较，甚至可以按照潜规则选择有利的方向“执行”，可以与管理决策进行博弈。现代管理要求管理决策付诸实施时必须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便智慧人在执行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然而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层次、立场不同，加上利益取向的差异，智慧人会利用执行空间使具体的管理举措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通”。如果这种变通违背管理举措出台的初衷，那也不是与管理者公开对抗，相反会打着管理者的旗号行事。其谋取的利益并不限于个人利益，也有小集团的有时甚至是整体的暂时利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