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里拉姆不愿接受《福布斯》的采访，但Plaxo联合创始人托德·马索尼斯（Todd Masonis）和卡梅隆·灵格（Cameron Ring）的说法截然不同：帕克在该公司战略形成和筹资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日常运营颇为繁琐，他感到无聊起来。马索尼斯称，帕克经常不来公司，即使偶尔来一趟也让其他员工分心。“事情是这样的，他经常不来公司，即使偶尔来一趟，那也是晚上11点的事情了，而且他不是来做些工作，而是带一群女孩来办公室，向她们炫耀自己是这个公司创始人。”
不管原因何在，帕克的离职都是一团乱麻，他坚称投资者们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来寻找排挤他的理由，他被指控行为不端和使用毒品——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证明。“事情处理得不好，我们应该预先说明情况并亲自处理，这样会好一些，”联合创始人卡梅隆·灵格称，“不过回顾过往，总的来说对我们和肖恩来说，这都是正确的决定。”
帕克当时没人可以依赖，感到被联合创始人和密友们孤立。他说：“我感到对人性彻底丧失了信任，似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我谁都不能信任。”他想过提起诉讼，但知道法律战可能持续好几年，因此决定放手——毕竟他已经发现了一家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公司。
首先向帕克介绍Facebook的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友（阿伦·索尔金在电影塑造的情节则是，帕克从一夜情对象那里得知了Facebook），他当时已经是一个社交网络老兵，除了创立Plaxo之外，更直接的是原因是他曾为Friendster担任顾问。Friendster是Facebook之前的社交网络先驱，目前风头不再，帕克接触到这家公司纯属意外——一个记者问他，Friendster与Napster听起来有点像，之间有没有关系？他知道，广阔的大学生市场已经成熟，理应有自己的社交网站——那时已有多个在个别大学运营的小型网站——而Facebook已经走出了哈佛校园，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先是发信到Facebook的公司邮箱，随后又在2004年春季，在一家曼哈顿中餐馆与扎克伯格和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见面。
几周后，他偶然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街头遇上了扎克伯格及其员工，之后不久就搬进了达斯汀·莫斯科维兹的房间——一起住在Facebook租赁的房子里。亚当·德安杰洛面无表情地说：“那部电影里面，就这一个情节比较接近事实”。德安杰洛曾是Facebook创立初期的首席技术官，目前忙于他新创立的问答网站Quora，我有幸在Quora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与他见面。
虽然当时年仅24岁，但在Facebook那群大学生创始人中，他已算得上资深商界人士。他帮助几位创始人在硅谷周边建立人脉关系、设立路由器，并与乐善好施的投资者会面，包括泰尔、霍夫曼和平卡斯等人。
“在Facebook从一个大学项目转化为一家真正公司的过程中，肖恩起了枢纽作用，”马克·扎克伯格在邮件中表示，“或许更重要的是，肖恩帮助我们确保，任何有意投资Facebook的人，不仅是在投资一家公司，还是投资一个使命与愿景，即通过分享使这个世界更加开放。”
德安杰洛也盛赞帕克，称他帮助其他人意识到：设计与工程一样至关重要。“在Quora，我们的第一个员工就是设计师，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么做，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设计在Facebook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艾伦·西蒂格（Aaron Sittig）一道，帕克帮助Facebook确立了极简主义的风格，西蒂格是他在Napster认识的旧友，后来成了Facebook的关键架构师。帕克坚持，网站浏览必须流畅，而添加好友之类的操作应当尽可能便捷。“我们希望使它像电话服务一样，”西蒂格称，“做到隐于背景之中。”随后，帕克又帮助Facebook推广照片分享功能，这是他担任该公司总裁期间最后的行动之一。
2005年8月，北卡罗来纳警方在以他名义租赁的海滨别墅中发现了可卡因，他因此遭到了质询，尽管并未被捕或遭到起诉，这一事件很快就导致他在Facebook的地位下降。
受相关协议的限制，各当事人不便透露他为什么以及如何遭到驱逐。帕克的说法是，加速合伙（Accel Partners）憎恶他，因为他迫使该风投公司根据1亿美元的估值进行投资，当时这个估值看起来很高（不过，加速合伙此后又投资了Spotify，其明星投资人吉姆·布雷耶更是对我说，帕克有“超凡的洞察力”）。帕克有许多支持者，可卡因丑闻使Facebook各创始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帕克认为，辞职是对公司最有利的选择。如此，他在五年中第三次被排挤出局。2005年秋季，他搬到了纽约，在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乐队作词人那里借住，后者是他在Napster时认识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