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很好奇展览总主题的英文翻译，“仁”在英文里有很多对应的词汇，为何最后选择不译，而以汉语拼音代替？而“设计的善意”被译为“good design”，也就是“好的设计”？这个好和善应该怎么理解？因为当差异出现时，可能意味着一种理论、一种新解释的诞生。在您看来，好和善是等同的吗？当“好”被解说为“好用的”，“适合的”等意义的时候，好与善发生了重合，但是，在不同文化中，“好”和“善”的意义出现了漂移。例如，在西方文化中，“好”意味着积极进取、不懈探索的野心，这种野心构成了创造力的核心，而在东方，“善”意味着柔顺、担待与中庸，在这时，“好”与“善”看起来似乎产生了分歧。您怎样看待这种“分歧”？
杭间：如果按中文角度来说“仁”和“善意的设计”，“仁”和“善意”基本上一样的。如果在英文中再给“仁”做一个翻译肯定有点多余。另外，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国际设计展，我们始终记得这是我们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设计展，我们想通过这个翻译提醒国际设计师你要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而不是在罗马，在巴黎，或在纽约，我们想通过“仁”的拼音的翻译，给他一个提醒，用中文给它一个组合，这个词是他看不懂的。我们查了很多辞典，也做了一个了解，当外国朋友看到仁的拼音REN时，一般是看不懂的，而这正好是我们追求的效果。
关于设计的“善意”，我们的团队充分征求了中外友人的意见。Good这个词比较常见，但也比较多义，与设计结合语境就非常丰富了，比如说好用的，适合的，高质量的，等等。我们选了Good Design，选择一个最通俗的，最响亮的，最容易记住的，含义多元的词，这样，设计师在做他的东西，呼应我们展览的时候，可以有充分的选择性和宽广的边界。
但当时也有疑问，因为good这个词含义太宽泛了，和good design结合起来，这个词含义太不确定太普通了。而“好”的原则在西方，那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则，跟东方的“善意”无论从儒家或者道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后来我们考虑到首先要让外国人容易接受。good design毕竟只是一个口号，口号应该简短，不希望太复杂。而我们有一段策展文字，可以让西方人明白这个good design有我们的一个角度。并且西方世界对于”好设计“也是慢慢地比较开放，包括现在提出的“环保”、“可持续”或者“交互”都慢慢靠近中国“善意”这个立意。
记者：说到设计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它和创新，再远一点的话和创造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杭间：好的设计是一个适合的设计，创造不是设计的最高标准。设计肯定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原理，一个是成本计算。所以你要从这两个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创造在我看来基本上不在这个设计的主要话题里面。当然重要固然重要，因为它会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都是喜新厌旧的，这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所以创意能解决由日常生活的重复单调引起的问题，而这种新意会给设计带来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也是不能排除的。但别人叫我写有关创意的文章我从来不写，我觉得我不会写。因为如果创意单独存在，是有问题的。我原来有个台湾学生，次次和我说创意，我说创意不是本质，创意是外在的东西，你如果在设计业或文化创意产业里面一味追求创意，你就是为背后那只资本的黑手充当雇佣和帮凶。
记者：设计要处理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人与物的问题。您曾经也论述过设计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关系。在您看来，人和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才能是一个最恰当的关系，使得设计品与幸福、与人生意义这些观念联系在一起？
杭间：这个问题，我想在传统社会里面是比较好回答的，像《老子》、《庄子》里面谈得很好，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是主体，物不管能起到多大作用，都不能代替人。地球上有一个最基本的法则，所有的天空、山川、气候都是围绕人这个事物，作为地球的主体而存在下来的。当然地球本身的环境变了，或者地球打开了自己的空间，跟这个宇宙产生更大的关系后，我们是否还保持现有的人与物的关系，在这个方面我是不保守的，我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环境问题是很有可能到来的，所以人和物的关系应该是阶段性地来考虑，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阶段，人仍是个主体，这是不可否定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比如说人是主体到底该主到怎么样一个程度？人在主体过程当中，他在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比如我的那篇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里说的，它的几个阶段分得很清楚，比如工具理性可以对应设计界的功能主义至上论。包括生活方式说、包括适应说实际上都是功能主义的一个产物。因为无论是要让物来适应人，还是让人跟物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这里面的价值观都是一种比较功利的价值观。
到了后现代理论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我看来它和工具理性不在一个层面上，但现在把它提到一个哲学层面似乎是可以拿来共同对话的。写那篇文章时我也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它们可能不在一个层面上。有可能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一个伪命题。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实践的层面只能解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所有可以解决形而上问题的，我觉得都是局部的，是不能真正起到作用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后的物理学，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在经典物理学的范畴里面，我们普通人还是没有到爱因斯坦相对论里去产生碰撞。工具理性也是绝大多数人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所不能回避的。
但是我想设计在这里就会有点矛盾。一方面设计是要永远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因为设计的前瞻性也有可能是个伪命题。你说设计前瞻性怎么来前瞻？比如说诺亚方舟，假如2012年地球真的要毁灭，诺亚方舟你能设计吗？不可能设计，因为它缺少东西，永动的能源和永远可以再生的结构你行吗？可是你要面向未来的话你必须要永动的能源和永远可以再生的结构。所以我想设计的问题可能现在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命题。我们只能够去尽可能好地来处理，让地球人的生活、能源、环境能够回到朴素、回到简单、回到节约，能够让它多存在、延续几年，而不要通过越来越快、加速度的发展，让我们地球上的东西消耗得太快，让我们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太过于奢侈太过于贪婪。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在中国，“被设计”是一个不好的词汇。我们这个三年展是为了把设计推向中国民众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结构里面是有点反设计的倾向的，例如中国古代有“机心”的说法，认为机械有可能最后变成控制人的力量，使人们原本纯洁的本性发生异化。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分歧的？
杭间：在中国文化里一个很典型的呈现就是反对奇技淫巧，所以在中国几个历史阶段，比如宋、明，科学技术也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但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中国人想保持一种和自然平衡和谐的关系。其实，西方科学原本只是理论上的发展，然而很遗憾的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转折，它从技术上发展了。科学上的发展并不可怕，到了技术上的发展就很可怕了。我觉得工业革命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像早期的地理大发现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全球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全球化以后，中国和中国文化都无法独自生存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我想不是中国人的失败，是我们封建制的一种失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超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设计的发展无可逃避地进入全球化。你无法在中国去做些可以完全关起门来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中国人并不是无所作为，我一直很佩服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在前年世界进入经济危机时，中国能够迅速恢复，我觉得完全得益于人口，因为中国有个极其强大的内向型的经济。当然中国人口的庞大在这个时候成功了，但未来要面临的危机比西方更大。因为目前中国正在发展时期，不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把一座矿山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中国现在刚开始挖，但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会挖得比西方还快，再加上我们比西方多十倍二十倍的人，到最后中国会变成一个很不宜居的国家，那时候怎么办？当然这些问题不是靠设计能解决的。我们这个展览，可能只能解决一些小设计和中设计的问题，中设计可能会涉及到一点观念和体制，但像霍金说的大设计的问题，我们是无法解决的。所谓大设计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可知和未知的事物的结构，包括地球以外的银河系和整个宇宙都有一个自身的规律在产生着这些东西。这种东西不是上帝，而是各种秘密的规律所组成的力量，这个我们是无法解决的。
记者：就您的观察，中国现在的设计，尤其是和产业对接的产品设计，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以后的发展会有哪些契机？
杭间：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的设计就处在什么阶段。中国制造在全世界的地位也反映出中国设计的状况。中国制造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不是过分强调非要中国创造，我想慎用中国创造这个词。制造就是制造，制造其实涵义非常广，它已经有创造的意思了。只不过中国制造不要变成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我想什么时候“中国制造”有了一个正常语境的时候，中国好的设计师，中国好的设计，自然也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