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是目前国内最具学术价值、最具前瞻性、最高端的综合性设计大展。为此，我们就三年展的主题特别专访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三年展策展委员会副主任杭间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杭间
记者：在您的人生经历中，除了教职之外，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当设计类杂志主编的经历，您认为编辑和策展人这两种职业有什么异同？策划这么大规模的设计展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杭间：我在《装饰》做主编是1994年到2000年，一共在《装饰》待了十多年。主编的经历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因为跟全国的同行、跟一流的高手打交道，对我的事业、对我想法的碰撞，都让我受用很大。编辑和策展人应该有点联系，国外好多策展人也是做编辑工作的，因为策展人最重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是想法，第二是人脉，第三是组织能力，而这三种条件基本上编辑都具备。这么大规模的三年展，我意识到这不单对于我，对于整个中国的设计界都是一个历史的机遇。这是在现场的历史。
记者：您这次提到的“仁：设计的善意”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想法，可以包容很多东西，使得主题不断地丰满。我想问下选题背后的故事，为什么最后定下来“仁：设计的善意”这样一个题目？
杭间：因为是清华做展，落脚在美院，而美院我是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所以责成由我来牵头。当时先成立了一个策展小组，这个策展小组里的人不少都是年轻人，但我认为这个团队在学院里是高水平的。好不容易在中国做一个如此大规模的设计展，对于设计界的人来说，心中自然会有很多想法，我们这个策展团队的想法比较接近，我们不会做很宏大的题目，我们希望这个设计展还是比较冷静、比较有批判性的。
我个人认为“设计”这个词在中文里包含的意思不一定都是好的。如果从阶段上来说设计是好的，尤其是当它把人类的科学技术发明转换成为人类的使用、产生服务价值的时候，设计是好的，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在这几个环节中，技术的创造发明可以遵循科学伦理和技术伦理，这时候也许它还处于一个原生态的状态。但是如果在科学技术和设计之间加了消费者，这时设计者的立场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把科学技术变成一个消费者可用的东西，这里面没有无功利的原则，无功利的话这个东西就出不来，所以一定要有市场、商业、利益的推动，这时设计师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背后还是有一个资本的力量在推动的。所以设计师是比较盲目的。有些设计师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但也许他背后被资本控制而不自知。于是设计就成了被设计，而被设计在中文中是带有贬义的。
但这里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博弈论的关系，消费者自身也可以去选择。所以我们认为要对设计有个提醒，但不是完全的批判。我们要用一种平和的、无论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能接受的角度去切入，所以选择了“善意”这个词，因为善意比较平等，民主色彩比较重。虽然有一个立场，但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单方面的给予，它可以是商讨的，是协商性的。
记者：您刚才讲到了博弈论的问题，以及善意的开放性的问题，同时您还写过《设计的民主精神》的文章，设计的善意与设计的民主存在何种联结？
杭间：当时在《设计的民主》这篇文章里，我借用普通的民主概念来谈三个层次，一个体制的层次，一个接受的层次，一个设计师的层次。因为我想设计和这个角度是非常一致的，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在消费者或者说使用者中间，设计师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但设计师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设计师背后有很多种关系，很多群体的利益。在这三者的关系之中，善意这个问题的提出，能够比较好的来消解矛盾，对设计的发展能够起到一些提醒的作用。
记者：这种善意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道德？
杭间：我想应该不是道德，因为我觉得道德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德混乱的年代。而设计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形而上的东西，它还是要通过人在使用过程中、通过生活的经验来慢慢培养、体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善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角度、一种态度、一种立场。由这种角度、态度或者立场来提醒上面提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关系。以使消费者不要陷入某种疯狂模仿、跟风的境地里面。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提醒其不要过分忘乎所以，真正了解清楚设计的本质，因为有时候金钱会腐蚀掉一个设计师。另一方面我想说体制问题，设计在中国不受重视，本质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对民主价值的认识不足，因为他没有真正去理解体会设计对于改善民生是多么重要，这是对民主的一种不重视。
记者：以“仁：设计的善意”为主题，三年展策划了一个宏大的框架，包括“创意联结”、“知‘竹’”、“理智设计情感”、“混合现实”和“可能的世界”五大部分，请问这五大部分是因缘际会的产物，还是蕴含着某种思想的结构？
杭间：关于这五个主题我们的想法是：第一，这次设计展我们必须以展出产品为主，不以展出作品为主。这就意味着要实物，要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已经制作出来的，已经让消费者开始使用的东西，而不是院校里的学生做的概念的东西。概念设计固然很好，但有些做不出来，让人一看，离他的现实生活很远，对中国没有作用。概念设计对未来中国肯定是很需要的，但这次我们希望以产品为主。但以产品为主马上就涉及到一个利益资本集团，如果对这些产品不加限定，就会被西方着名品牌牵着鼻子走，一些商业性的东西就会混进来。所以后来我在策展人工作会议中口头给这些产品加以约定，必须是两到三年，最近的一些作品，这样会为三年展提供一些设计师最新的东西。
第二个角度，我们不希望设计师只是拎着个东西就来了，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要有个有机的联系。这一点我非常坚持，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感慨的话，设计在未来可能越来越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一种综合了的生活。我们现在学院里的专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平面管平面、媒体管媒体、环艺管环艺。今后社会上都是一个系统，单独的专业把它拎出来，对学生的创造性、对他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放弃了专业划分，而考虑整个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对我们展览的组织方式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也是全国美展的评委，过去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全国美展。九届、十届、十一届这三届美展开始有设计了。全国美展里面就发现一个问题，往往大家都是作品意识，某个人交了作品就挂在墙上。但设计，你不能把某个人的设计挂在墙上，那大家都摆柜台，跟一个百货公司又什么区别呢？设计不是一个作品意识，它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意识，是在系统里面某种功能的一种实现，这种实现会确定消费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他的生活形态。用传统的展览分类方式，你要想做成一个系统就不行了，所以我们选择了主题展模式和策展人制。但我们中国人出钱做这么大一个展览，我们把权力交给策展人，一开始有很多人也是有顾虑的。策展人怎么办，能做得好吗？我们拿什么制约他？最后我也很感谢主办方没有对我们做过多的干涉。策展人制必须通过空间来实现，我们正好有五个馆，所以确定了五组策展人。
但是我们马上又提出来一个问题，我这个人本质上还是有一个民族主义情结的，这点我不回避。我觉得这是在中国的展览，不能无缘无故地给外国策展人提供这么个平台，你必须要强调这是在中国的国际设计展。那么怎么体现在中国？我坚持要采用1＋1的策展人制，也即一个海外策展人配一个中方策展人。但是目前中国的设计还在成长，我们中方可以退一点，以海外70％和中国30％的展品比例来实现。展览分主题主要先由海外策展人提出来，然后由策展委员会选择和决定。
第一，30％是指大中华的30％，有香港、台湾、澳门、中国大陆，所有的大中华地区，都可以在这30％里面。第二，即便水平差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次带动一下，要给中国人一点信心。我们预感到国博的普通观众要比专业观众多，所以，最后定下这70％和30％，1＋1这样一个关系。当时五个分主题先由海外策展人来报、来陈述，完了我们专家委员会来评。这中间，也有一两个好的主题漏走了。
后来我们在确定五个分主题的时候，是有考虑的。比如“创意联结”这个分主题展，我们邀请的吉达·亚迪是业界非常著名的策展人，是米兰设计周的总策划人。她承诺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师的作品都可以拿来。我们也想要让中国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认识设计的广阔性以及多样性。而刘小康这个展览，他报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亚洲饮食文化与器具设计”，还有一个是关于“竹”的设计。后来我们与他自己都偏向于“竹”的设计，因为后者可能更有前瞻性。我们也期望这个展览做完能给社会留下一些产生比较大影响的东西。像“理智设计情感”是从设计师的角度去考虑。“混合现实”目前还在讨论与完善过程当中。“可能的世界”这个展是给专业界人士看的。因为这个展览中的设计师做的都是超前的设计，并且是以作品为主，不是以产品为主，很多都是概念设计。当然这个概念设计都已经做出东西了。“可能的世界”这部分很像当代艺术展。它是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无论是从设计师还是从每一个观者的角度去考虑，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和未来可以展望的科学技术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怎么样的设计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有时候是很大的，是很超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