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圣经：企业家精神

　　从本质的角度出发，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具有同一种气质；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位或头衔，其实质是一种精神；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将工作视为天职的新教伦理精神。根据韦伯的假设，企业中的工人同样需要一种“文化”化了的道德理念的支持。

来一场彻底广泛的精神洗礼

　　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国际权威学者吉尔德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与观念”，“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中炙手可热的词语。经济学家试图用它来解释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管理学家也想用它来揭开企业创新、持续发展的深层机理。企业家精神描述的是企业家的一种特有的气质，它能够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创新跨越企业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障碍。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是企业家对组织成长的持久不断的渴望以及所具备的随需应变的能力。正是这种渴望使得企业家不断追求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而随需应变的能力则帮助企业家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并迅速在通过管理和创新推出最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生存壮大的一幅惊险刺激的图景。

　　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并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

　　天福茶庄的老板、闽籍台商李瑞河，经营茶叶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心迷上茶文化，一心只想回报桑梓，不辞劳苦，终于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种梦寐以求的原始野茶树，证明了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而不是国际上有人说的茶叶产自印度。据说，李瑞河当时对着这棵2700年树龄的野茶树顶礼膜拜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李瑞河还在福建老家漳浦建造了全国最大的茶博物馆，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这个茶商的境界，已不是经营茶叶赚钱，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茶叶是他的一切，茶叶是神，是一种宗教。

　　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终生都在研制、改进、生产、销售感光胶片，赚的钱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按理说他应该很满足了，但他觉得自己追求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感光胶片事业上的完美。到了晚年，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再也无法突破时，他采取跳海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家。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到一个真正企业家的内心世界，那种对理想如痴如狂的追求。

　　当代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企业处于埋藏状况：2008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23家企业，很少有人知道其企业家是谁。由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中国企业家的能力难以得到应有的提升，甚至导致阻碍与削弱。而中国未来如果没有自己的摩根、罗斯柴尔德，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吴春波教授指出：“遍寻中国企业，除了那些大型或特大型、以各式垄断而‘名’的国有企业外，我们很难找到一家企业家精神为统领，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真正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有了为数不少‘国’字头的世界500强，但还没有一家被国际承认的世界级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按照欧美、日本人的经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三十年足够了；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群体’，六十年亦足矣。”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现实的中国需要一场彻底而广泛的企业家精神的洗礼。

我们紧抱《国富论》 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

　　商业社会需要有商业社会的信仰。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智慧横无边际，决非人的世俗胸量与一般经验所能包容。一切文化传统的生机，无不首先表现为破除现实迷雾，涤荡现实尘沙，烛照现实误区。只想在传统中寻找身心的归宿，却不想让它及早归正现实的言行、风气与力量，传统便只是一个幌子，于人于世毫无益处。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一个自称是伟大民族的民族，连信仰都没有，靠什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发展的。因此，中国必须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并且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可的道德标准，它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中国的媒体、政府和企业，要问一下自己，我要塑造的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什么？也就是自我的形象是什么。《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也由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改革呈现无机胶水的胶着状态，最佳状态一直没找到。整个社会呈现着一种集体无意识感，漫延空虚、寂寞、失去精神寄托、虚无主义以及荒诞主义。

　　一个精神萎靡的民族无法实现现代化。多少年来，中国西部成了一个落后的代名词。即使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东部渐入改革与发展佳境的今天，西部却仍然在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浓厚的封闭氛围中酣睡。企业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主体。尽管我们坚信西部的企业家个人与自我同样具有无穷大的潜力，但在长期的农耕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的压抑与麻醉下，其企业家精神被掩盖到了无意识的最底层，似乎连西部企业家自己都感觉不到了。在现实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中，西部人太需要拥有这种能够给予他们足够自信和创造力的精神力量了。克莱因在谈到美国西部开发的成功经验时指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通讯和水上运输是美国西部开发成功的重要客观因素，但客观条件的具备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人的因素比如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创造力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注意金融信贷、企业家精神和技术知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在忽视企业家成长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作用的同时，也严重忽视了对企业家创业内在精神的分析。激活中国西部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理论与政策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的危机既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政治哲学的危机，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西方的危机同样也是东方的危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是由于我们的精神观念一直都没有改造过。改革需要从表层的日常生活、中间层的制度、深层的精神观念一起进行操作。其联结点可能还是产权和道德问题。我们喜欢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带来的物质享受，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到他为什么要提倡“道德”。我们紧抱着《国富论》，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