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患者带去健康和希望
从医半个多世纪，吴孟超始终记得恩师裘法祖讲过的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
1996年，正在读初中的尚蕾蕾肝部发生病变，整个人都变“傻”了：走路跌跌撞撞，筷子夹的菜送不到嘴边，甚至连“妈妈”也喊不出来。家人带她去郑州的大医院看，医生说：“小姑娘很漂亮，但我们很遗憾……”
尚妈妈从一份导医材料里看到吴孟超的介绍，得知他是“模范医学专家”，擅长治疗肝癌。她想，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会给普通人家的孩子治病吗？但她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吴孟超。
在吴孟超眼里，病人就是病人，没有贫富贵贱的区别。他说，治病救人是神圣的职责，救好一个病人，就缓解了一家人的痛苦。他精心诊断，为尚蕾蕾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她家中并不富有，吴孟超在医院组织捐款，并为她免除部分费用。
痊愈后的尚蕾蕾考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做美术教师，如今已成家当了妈妈。说起当初的情形，她记忆犹新：“吴爷爷很乐意跟我聊天，问长问短，要检查我的肚子，总是先把手捂热了再去试。”
逢年过节，尚蕾蕾经常收到来自吴孟超的贺年片，备感温馨。她曾画了一幅国画《青松》赠给吴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向他的伟岸人格表示敬仰。尚蕾蕾说：“吴爷爷是个好医生。我祝愿他健康长寿，救活更多的病人。”
严以群1984年进入长海医院，对吴孟超这位肝脏外科行家非常仰慕，也诚惶诚恐。次年，严以群母亲生病，在普外科动了手术。他并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孟超。忽然有一天，吴孟超和别的医生出现在严母病床前，拉着她的手，轻轻拍几下，嘘寒问暖。他亲切地说：“你生了个好儿子。”
时至今日，严以群还牢牢地记得这一幕。“当时吴老已名满天下，这句话不仅是对我母亲的最好安慰，对事业刚刚起步的我也是莫大的激励。”后来与吴孟超有了更多接触，严以群感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吴老不是表面做做样子，而是发自内心；不是偶尔为之，而是长期如此。
吴孟超经常告诉学生辈：“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深恶痛绝的事情。他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可能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应该用最简单、最便宜同时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他们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吴孟超对患者来信有信必回，雷打不动。涂平安从第一天担任吴孟超的秘书开始，就记住了这样一句嘱托：“不能怠慢了我的病人。”他协助吴孟超给患者回信，“有时候是吴老亲自写，有时候是他口述我写，经他订正重新打印出来，他签名落款。”涂平安粗略统计，平均每天要回复二三十封信。
作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院长，吴孟超是行政管理者，同时又是肝脏外科的领军人物，在行业领域兼任多职。可想而知，他的公务和社会活动该是多么繁忙。然而，吴孟超坚持亲自上手术台，每周二都给病人看门诊。直到现在，他每周都有三四天安排手术，有时一天还不止一台。
为了减轻吴孟超的负担，工作人员提出每次少给他安排几个门诊病号，却因此受到了吴孟超的批评。他说：“我是一名医生，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手术要做，门诊要看，与病人的联系不能割断。”
重大手术前进行会诊，这个不稀奇，看门诊也组织专家会诊，就非常少见了，而吴孟超能做到。每次出诊，他都会带一个小本子，碰到特殊的情况就记下来，约病人另找时间再到医院，请多位专家共同制定诊疗方案。
“这真是绝无仅有，”严以群说，“吴老对病人就是这么好。他并不把自己当作权威，遇到异常的病理，就集合多位专家的意见，寻求最佳解决途径。”
吴孟超对个人享受要求很少，并把这种俭朴的习惯带到了工作中。6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自行车上下班；85岁之前，乘飞机从不坐头等舱。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院内开会时不为机关工作人员准备一次性水杯和茶叶，谁要喝水就自己带杯子。吴孟超说，“小小的纸杯值不了多少钱，但这种节省的习惯却可以让人受用一生，勤俭的风气可以让医院获益无穷。”
“他这个人没什么爱好，从来不去看戏、看电影，给病人开刀就是最大的乐趣。” 吴孟超的妻子吴佩煜说。
很多临床医生和护士“怕”吴孟超，因为他的眼睛很“尖”，会指出工作中的不足，要求改正。有一次，他看到一份病历上 “每天大便次数”连续几天都显示为零，而临床又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他就把当值医生找来，委婉地批评说：“你给我憋三五天看看？”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吴孟超把国家奖励给他的500万元奖金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奖励给他的100万元资金，全部拿出来用于他深爱的肝脏外科事业。
俭朴其身，高尚其心，这就是一位医生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