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不能举个实例进一步说明？
李展伟：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一个在海外做能源收购的企业，开始只是请一家审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数据做了一些分析，而没有考虑到税务方面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他的税务风险非常大，大概是收购价格的50%。这个问题幸好及时发现，才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记者：从你的经验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税务风险，是有意还是无意造成的？哪种情况更多呢？
李展伟：都有。至于哪种情况多一点，这要看那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在一些法律不健全的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去投资时，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或者是某些政要获得税收优惠，先把该赚的赚到，实际上埋藏了风险。而在发达国家，很多时候企业是多少知道税务规则的，但为了降低税务成本，却冒险不进行完全申报，不过，在发达国家投资可能很少有这种空间，企业必须有非常完善的税务筹划。
记者：在遇到税务风险的企业中，是国有企业多，还是民营企业多？李展伟：从额度来讲，国有企业比较多。因为中国企业真正到海外投资、收购项目，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能源项目，还是近三五年的事。由于收购的都是比较大的公司，所以在平常运营中很少看到这个层面的问题。一般都是在交易层面，在最后要收回成本的时候，会发现一些税务风险没有看清楚，最后出现价格争议。
我们发现，中国不少民营企业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都有分公司，但可能只有几个地方是直接的投资，其他的都是分销。显然，只要一个地方出现税务问题，所带来的损失很可能就超过原来的投资额。
记者：这种风险是贸易型企业多，还是投资并购型企业多？
李展伟：贸易型企业有税务风险，但比较小，有问题发生时，企业自己会用谈判方式去解决。税务风险比较大的是投资并购型企业。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在收购计价时没有把所有的税务风险涵盖进去，到最后出了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可能导致多年赚的钱赔进去甚至出现亏损。
记者：是实业型企业多，还是服务型企业多？
李展伟：中国企业很少到海外去收购一些生产性的企业，所以制造业的税务风险还不多见。中国企业到非洲、南美洲从事服务业的比较多，如工程建筑、交通港口、高速公路、发电厂，这类企业会有一些税务风险问题。
记者：是上市公司多，还是非上市公司多？
李展伟：从税务风险来讲，这些企业都会有，但上市公司会比较多，因为上市公司需要信息披露，当你披露会计、审计报告时，当地税务局就知道你有这个问题，会集中在这个地方查你，这就是你的风险。一些非上市公司没有信息披露要求，尽管有同样的问题，但会通过一些不很规范的方法避免。
记者：那么，在哪些国家和地区碰到的税务风险会多些呢？北美、欧洲、东南亚、俄罗斯，或是别的国家和地区？
李展伟：从风险来讲，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也分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与非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尽管都是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对风险防范的方式有所不同，有些通过法律的途径，有些可能通过技巧、谈判。
相对来讲，非洲、南美洲、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税负比较低。然而，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非洲，虽然表面上看税负较低，但当地税务机关往往会通过税务稽查而不是常规税收管理作为增加税收的手段，从而最终可能导致较高的实际税负水平。同时，一些欠发达国家还存在政治风险。因此，中国企业在考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前通常会要求较高的投资回报。
美国、欧洲国家的税制通常比较严谨、严格，且税负相对较高，在这些发达国家管理税务风险需要考虑的事项可能完全不同于新兴市场国家。为满足这些发达国家的税务规定，外国投资者需要准备应对繁复严格的税务合规性申报程序，并相应承担较高的税务申报成本。如果由此导致的潜在税务成本金额重大，那么企业可能需要考虑实施更加复杂的税务筹划安排，以管理在这些发达国家的税务风险。但值得高兴的是，发达国家通常会以税收法律以及公布的税收案例为依据来进行税收征管，因此，纳税人在管理税务风险时通常能够有据可循，在相关法律和案例适用方面获得较高的确定性。
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欧洲投资，在处理税务问题时还需要特别注意欧盟国家的关联性。假如在比利时发现一些税务问题，由于欧盟国家有经常性的交流，会把一些重要的发现与其他周边国分享，这就有可能把整个供应链、所有的分支机构都牵连进去。这样的风险以前不常见，现在越来越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