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今年尤其热烈。一本市面上相当畅销的《中国震撼》，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中国震撼”四个字，似乎有些语意不全——作者想表达的是，应该是中国震撼了世界。这本书出版后，很让一些人兴奋了一阵子，甚至以为中华民族已经可以傲视世界民族之林了。
在“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那里，主流意见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快速提升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个模式包含了一个“铁三角”——现行的政治体制，自然与西方主流体制大异小同；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亦将多数经济体远远甩开；还有源远流长的东方伦理文化，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也就是说，遍观世界，“中国模式”其实是难以复制的。
上述观点是不是立得住脚呢？很多人在思考。旅居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也在尝试着回答。这位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以这本最新出版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作为答卷。严格来讲，《“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并不是一本学术着作，这和黄亚生此前的一些着述（如《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等）不同。这是一本随笔、采访笔记等内容的合集，在论述的深度上逊于纯粹的学术着作。但黄亚生在这本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命题，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并不存在。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并非所中国特有，都可以从其他国家（地区）身上找到影子。
我以为，在一些舆论似乎过高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价值之时，黄亚生教授及时推出的这本书，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没有用深奥的数学模型来论证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却是以讲述常识的方式，击中了一些舆论的浮夸之处。常识未必不深刻，且人们知道，常识往往需要被不断重复，才能深入人心。
自1978年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之路后，总体上，中国经济30多年来保持了一个令世界惊异的发展速度。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到今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必须肯定的。无视这些成就，就是不尊重历史。
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度发展，背后的支撑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释放效应、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的开放抉择、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兴起、科技进步的推动力、中国人力资本的红利，等等，不一而足。在此之外，受到激励的地方官员们成了激活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种激励，又与晋级竞争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确，在种种推动中国经济保持高度增长的因素中，有些确实是为中国所独有。比如，行政体制对地方官员的刺激，就是显例。有谁见过哪个国家的地方官员能像中国地方官员这样热衷于追求经济增长的呢？同时，中国由巨量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人口红利，也是一般国家很难得到的——但这是不是说，因为具有某些方面的独特国情，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梳理出一个“中国模式”来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数年前，有位美国人套用“华盛顿共识”一词，创造了一个“北京共识”的新概念。当初的“北京共识”与今天的“中国模式”论，很有些一脉相承的感觉。环视周围，总有一些舆论热衷于过高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从来都不缺少人欢喜以总结性的概念来定义中国的发展之路。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经济阶段性的高速度发展，本质上是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各类因素聚集在一起，共同为经济高增长创造了条件。这些因素涉及多个方面，这岂是仅以一个“中国模式”就能解释清楚的？
更要看到，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发展方式转型之困。也就是说，过去那种粗放的、以透支生态环保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无法继续下去。高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型，强调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统领未来的经济建设，即是在表明，所谓的“中国模式”，本身便到了转型、转折点，当中有许多问题必须得到求解。
比如，这30年中逐渐孕育壮大起来的权贵阶层，或者说叫垄断利益阶层，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在黄亚生教授看来，这一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还将侵蚀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如果说这样的社会“毒瘤”也是所谓“中国模式”下的“蛋”，这样的模式又如何能继续用于中国的未来呢？黄亚生说得好，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去实现一些普世原则。
能不能理性认识所谓的“中国模式”，关乎未来中国的许多选择。因此，今天的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将发展的目光投向未来，投向远方。在重视过往促进中国进步的种种优势因素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求得尊重普世价值的共识，在整体改革方面向前发展，最终推动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这些事情，远比奢谈“中国模式”重要得多，也有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