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要慢，有人质疑：这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滞涨”。本人以为，当下中国更应关注因人们心气上的“滞涨”，即心态之“纠结”，这种种的“纠结”正在吞含着中国民众的幸福指数。
第一个“纠结”，原来的事实上的“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只管数量不管质量，以致在宏观、微观均问题严重！武汉长江三桥，建成后，十年间维修了33次，你说这是“快”还是“慢”？这是大大的浪费，还有什么“桥糊糊”，“楼歪歪”等等问题之严重程度一再创下历史新高！
第二个“纠结”。这些年来，如果说速度的确不慢，但仅管投资，不顾消费，投资一个亿，这就是一个亿——凡是投资上去了，GDP就是上去了（官员们的政绩就上去了！）可消费、物价、老百姓生活呢？相比之下老百姓生活“慢了”一大截子啊！
第三个“纠结”。只图生产发展上的快，忽略职工生活涨的慢。有的行业、企业职工工资多少年不变，职工工资的实际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
更深层内涵还在于：忽略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即多少年来，我们在讲投资、讲资本时，只讲物质的、设备的，至于工人的技术资产根本没有进入决策层的视野，他们同样应当得到回报的。
第四个“纠结”。人们每日每时都得吃、得喝、得穿、得用——得购物，可是假冒伪劣满天飞，使得人们“两眼一睁，气到熄灯”，相当部分官员们总是同GDP“谈恋爱”，认为它是政绩，不断的施以最爱。有人说，猪肉涨价16元一斤，每日给工人补2元，就是“经典”一例。
第五个“纠结”。在既往的“极左”年代，人们曾担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今天，倒有点“GDP上天，道德人伦落地”了！人们只要能得益，什么坏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一点蝇头小利，亲生儿子拿刀刺向生母，这是何等的可怕、可恨、可憎、可惜的世象啊！
第六个“纠结”。发展速度问题，年初，人们曾担心经济发展慢下来会引起滞涨，现在看来也许不至于。很多国际、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不至于。很大程度上已形成泡沫的房地产，现在似乎真的要走向降温的“拐点”了。前些日子，也有股人认为蓝筹股被大大低估了，看样子要高估。但是必须明了，这个问题尤其要看我们的企业转型到底怎么样了！君不见，大部分国有企业远未转过来，真正转过来的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比如说，即使像联想这样的旗舰企业至今也还没有真正彻底地转过来啊！
第七个“纠结”。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问题。去年下半年，部分国际资本一看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就流走了。可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3月分，有人估计至第一季度大概45亿美元——从4月初又流回来了，这是一个好形势，可是问题在于如何使他们在中国较平稳而持续地发展呢？
第八个“纠结”。中国的物价真的能刹住吗？现在我看西红柿是没再往上涨，可香蕉昨天是4块钱一斤，现在国家老是在搞一些小动作，行政强制，反正人们看到，食品行业，北京市摁着他们不许涨，对四个大一点的国有企业下行政命令。现在看来，也许行政命令是不能完全取消的，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可行政调控也不是万能的，行政调控现在从西方来看是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太迷信了，教条的亚当·斯密，搞完全的市场化、泛市场化也是行不通的，当然像中国传统那样完全行政调控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之所以改革也是为了克服这一点。
第九个“纠结”。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把农民都赶上楼，把他的地挖过来，弄得怨声载道，很不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也的确有一部分地方财政困难，原先靠楼市，现在楼市一压没钱了，怎么办？不过，无论如何你不能逼农民，逼农民到头来你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的！
第十个“纠结”。农民工回乡，东部招工难的问题凸现。这些年来，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这话并不准。从直接创造财富视角来说，应该是劳动力红利，这又主要以农民工红利为主，这种红利似乎正在逐渐在消失，怎么消失？一个是他家里需要他，回家创业，不要再漂在大城市里了；二是劳动力要提价，要涨工资，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红利这一块要消失，原来是廉价劳动力，现在蒸发一块，三是物价上升，每个人都要穿衣吃饭，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企业的一些困难，现在工人、老板之间处在一个胶着的状态。同时，它带来了物价的上升和反弹，形成一种新的博奕关系。现在看来，也许这样一个博弈关系下物价不至于上涨太快，中国的国情不像西方那样，不存在什么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就是像最初的羊吃人那样，农民破产，然后流入城市，流入城市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供应过大，就业困难，出现滞涨的问题。中国不是这个情况，中国来回的劳动力都有，主要的是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