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当事人收集证据很困难。
汤维建：这次民诉法要考虑完善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当事人有举证责任，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事人要举的证据往往不在他控制之中，可能在对方当事人那，也可能在其他单位，也可能在国外。这听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非常复杂，诉讼成败往往系于此。现在民事诉讼法对这个基本没什么保障，最大的规定就是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实际上仅仅局限于几种情况。
我们常听说“悬赏证人”，发生交通事故寻找目击证人，如果找不到关键性的目击证人，诉讼就很难打，这完全要靠当事人去找，但经常是很难找到。再比如医患纠纷，患者起诉医院，几乎所有证据都控制在医院，医院有可能篡改或伪造证据，当事人缺乏控制权，法院的调查取证权也很难行使到位。
新京报：采取什么办法能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
汤维建：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发达的，有个程序叫“发现程序”。按这个程序，律师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单位调查收集证据，只要与本案有关、不是保密的都可以收集，如果对方不提供，律师可以向法官申请“发现令”，律师凭令一定可以拿到证据，如果再拿不到，相关的人就构成藐视法庭罪。我国实践中出现了“调查令”制度，是由律师向法院申请的，应该说有一定的效力，但效力不强，对方可以拒绝，也没有制约措施。
新京报：民诉法修改应当明确调查令的法律地位和保障措施。
汤维建：对，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靠法官去收集证据的老路了，肯定要推行当事人主义。不过调查令制度的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的保障，如律师代理要比较普遍，不能原告有律师、被告没律师，但如果对当事人也发调查令就乱套了。同时，对于有关个人、有关单位也要有接受调查的义务和责任制约，如果他拒绝，就应该有法律后果。
新京报：中国现在还没有民事证据法，民诉法修改是否可以把这些证据规则写进去。
汤维建：这涉及我们是不是需要一部独立的民事证据法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建立独立的证据法，这些规则都可以纳入。
新京报：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制定一部民事证据法很难吗？
汤维建：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已经不下5个了，而且都比较成熟，从立法技术上看没什么障碍了，但要推进立法非常难。
新京报：为什么？
汤维建：还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观念，民法现在有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但民事诉讼法这么多年还是干巴巴的一些老条文。
新京报：民事实体法枝繁叶茂，诉讼法却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会制约实体法规定的实现吗？
汤维建：是一个严重的制约，民事实体法再发达，没有程序法的保障也是一纸空文，实体法无非是规定你有什么权利，如果你权利得不到实现就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只能是权利的影子。
新京报：强制执行可能会单独立法。这是否会让法院把强制执行权交出去？
汤维建：暂时还不会，那是强制执行体制改革。执行权从法院职权中分离出去，我认为是第二步的改革目标，第一步的改革目标是把强制执行程序分离出来。
新京报：这些年法院的执行部门出了很多问题，这与立法的不足有没有关系？
汤维建：当然有关系。比如说拍卖，拍卖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就提到了两个字，“法院可以对查封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没有任何拍卖程序、拍卖机构、拍卖规则、拍卖错误的保障救济，没有严密的法律规则控制，拍卖里乱象环生，漏洞百出，腐败难免。为什么那么多法官在拍卖环节、执行领域落马，原因就在于法律规则非常稀缺，没有对他们形成应有的制约。所以，强制执行程序单独立法的核心就是细化执行程序，最起码需要200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