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教授
新京报：2007年民事诉讼法进行部分修改，这让期待大修的学术界有点失望。
汤维建：1982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1991年主要是调整诉讼模式，强化当事人的诉权，弱化法院的审判权，民事诉讼走上了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轨道。2007年主要修改的是执行程序和再审程序。这次修改要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诉权，进一步调整法院的审判权，朝着比较成熟的诉讼体制转变。
新京报：修改的关键在哪里？
汤维建：核心是强化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如首先要解决对当事人起诉权的保障，现在起诉越来越难，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高，法院花在单位案件的时间越来越多。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起诉难。
新京报：起诉难有什么原因？
汤维建：起诉难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当事人起诉能力不足，有纠纷提交不到法院；有的是当事人有诉求，法院不受理，比如非常典型的公益诉讼，法院往往不受理。此外，群体诉讼、公害诉讼这些现代诉讼，法院受理可能会导致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法院的审判能力也有点吃力。民诉法要解决的大问题，就是有诉必应，有求必理的问题。原告到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也不给裁定。没裁定书，当事人不能上诉，这是立法中的一个漏洞，这次要想办法堵住这个漏洞。
新京报：我们讲到法治时会说，有权利必有救济。在民事权利保障上，保障当事人诉权是核心。
汤维建：诉权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诉讼和传统诉讼尤其是我国古代的诉讼不同，古代诉讼强调审判权、强调官方的权力，现代诉讼强调当事人的权利，因为它要靠当事人自己来完成，比如由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调查、进行法庭辩论，所以司法救济权是贯彻始终的，起诉后还有一系列的权利需要保障。
新京报：当事人申诉权实现的不好，导致很多人不找法院而去上访了。
汤维建：当事人不服法院裁判是在所难免的，法官也不能绝对不犯错误，判了错案后要纠正，但申诉权的保障不力，造成了大量的上访。当事人通过司法获得救济的途径无法实现，他就寻找司法以外的途径寻求救济，这是目前法治建设中强调司法作用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申诉权难以实现？
汤维建：申诉实际上是对法院提出指控，指控法院判了错案，让法院纠正错案，法院有错案追究制，即便上提一级，有时也不起作用，因为下级法院做出判决时往往要请示上级法院，因此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法院纠正错误的裁判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诉讼法中有个格言，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实际上，申诉案件法官是一方当事人，和原来的案件是不一样的，如果还按普通的诉讼程序加以处理，就会造成当事人申诉权的保障非常软弱。
新京报：怎么改进这个不足？
汤维建：我的建议是取消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诉的制度，同时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的制度，当事人对生效裁判如有不满，应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由检察院来决定是否提出抗诉。如果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法院再审过程中，检察院进行跟踪监督，可以矫正不公正因素，尽可能的确保法院对申诉案做出正确裁判。
新京报：错案责任追究制是否也该取消？
汤维建：错案责任追究制，确实对法院纠正错案是有反作用的，纠正错案就意味着承担责任。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就尽量的拒绝纠正错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思维。我认为应当采取一个更加务实的态度，这个制度肯定是不能废除的，对于严重的错案、枉法裁判的，不仅要追究司法责任，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个制度应当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如果没有发现法官有枉法裁判、严重违反法庭程序或者有明显的偏颇，就应该从宽适用这个制度。不然，看上去伤害的是法官，实际上最后伤害的是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