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慧致天诚举办的“改变企业命运的商业模式公开课”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俞敏洪对创业初期如何组建核心团队谈了自己的看法，从新东方最早的核心成员加盟过程，他分析表示，利益吸引人是很难的，而价值观和创业愿景，以及对于彼此的尊重才是最大的吸引力。
以下是俞敏洪的精彩叙述：
从包产到户到雄心壮志
我喜欢跟一批人干活，不喜欢一个人干。创业初期，环顾周围的老师和工作人员，能够成为我的合作者的几乎没有，看来合作者只能是我大学的同学。我就到美国去了，跟他们聊天，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回来。当时王强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年薪8万美金，他一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老俞，我现在相当于60万人民币，回去了你能给我开60万人民币的工资吗？另外你给我60万，跟在美国赚的钱一样，我值得回去吗？”当时新东方一年的利润也就是一百多万，全给他是不太可能的。
两个因素导致他们都回来了。第一，我在北大的时候，是北大最没出息的男生之一。我在北大四年什么风头都没有出过，普通话不会说，考试也不好，还得了肺结核，有很多女生直到毕业还不知道我的名字。直到二十年以后的2000年，全班同学再聚会，全班女生恍然发现，我是我们班男生中挺有才干的人之一，才过来握住我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我去美国时中国还没有信用卡，带的是大把的美金现钞。我偷偷地带过去，规定是2000美金，我带了8000美金，分别装在不同的口袋里，我在美国只能花现金。这一花现金就给他们带来了震撼性影响。在美国一百、一百美元地拿出来花，这是超级有钱的标志。大家觉得俞敏洪在我们班这么没出息，在美国能花大把大把的钱，要我们回去还了得吗？因为他们都觉得比我厉害。
我用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如果我回去，我绝对不雇佣大家，我也没有资格，因为你们在大学是我的班长，又是我的团支部书记，实在不济的还睡在我上铺，也是我的领导。中国的教育市场很大的，我们一人做一块，依托在新东方下，凡是你们那一块做出来的，我一分钱不要，你们全拿走。你们不需要办学执照，启动资金我提供，房子我来帮你们租，只要付完老师工资、房租以后，剩下的钱全拿走，我一分钱不要。”他们问：“你自己一年有多少总收入？”“500万。”他们说：“如果你能做到500万，我们回去1000万。”我说：“你们肯定不止1000万，你们的才能是我的十倍以上。”我心里想到底谁能赚1000万还不知道呢！就这样，我把他们忽悠回来，到2003年新东方股份结构改变之前，每个人都是骑破自行车干活。
第一年回来只拿到5万、10万，到2000年每个人都有上百万、几百万的收入。所以大家回来干得很好、很开心。因为是朋友，大家一起干，要不然一上来就确定非常好的现代化结构。但是在当时我根本不懂。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就有了“包产到户”的模式，朋友合伙，成本分摊，剩下的全是你的。
公司发展时期的三大内涵，第一是治理结构，公司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治理结构，第二是要进行品牌建设，品牌建设不到位的话，公司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第三是利益分配机制一定要弄清楚，到第三步不进行分配是不可能的，人才越聚越多，怎么不可能进行分配呢。
改革改的不是结构而是心态
实行股份制前，新东方每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股份分完第二天一人配一辆车，一下子配了11辆车，特别有意思。
改革改的不是结构，而是心态。心态不调整过来，结构再好也没有用，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能完全搬到中国来的原因，制度可以搬，但人的心态不往上面走，文化组织结构不往上面走，是没有用的。
新东方股权改革后，两个问题出现了，第一个，原来的利润是全部拿回家的。新东方年底算帐，帐上一分钱不留下来，都分回家了。现在公司化，未来要上市，就得把利润留下，大家心理马上就失衡：原来一年能拿回家100万，现在只有20万，80万要留在公司，而且公司干得成、干不成不知道，未来能不能上市也不知道。眼前的收入减少80%。怎么办？不愿意。第二，合一起干之后，本来我这边100%归我，现在80%不是我的，动力就没有了。又要成立公司，又要分股份，又不愿意把股份留下。新东方人荒谬到什么地步！
大家觉得股权不值钱，拿10%的股份，不知道年底能分多少红，开始闹。我就给股份定价：“如果大家实在觉得不值钱，我把股份收回来，分股份的时候，这个股份都是免费的，现在每一股一块钱收回来，一亿股就值一亿人民币，我把你们45%的股份收回来。”我说收，他们不回我。我又提议：“我跑到家乡去开一个小学校总可以吧？”我不干了，他们也不敢接。最后我说：“我把股票送给你们，我持有的55%股份不要，我离开新东方，你们接。”结果他们也不讨论，他们想：我们现在联合起来跟你打，但你走了，我们是互相打。
我向他们收股票，他们虽不愿意卖，但这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表明我是真诚的，更重要的是给股票定了一个真正的价格，他们原来觉得定一块钱是虚的，“你定一块钱，这个股票值不值钱不知道”，现在我真提出用一块钱一股买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股票是值钱了，因为最多分到10%，10%等于1000万股，如果10%买回来，相当于1000万现金，他们觉得值钱了。
股份比领导地位具有话语权
大家不愿意把股份卖给我，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新东方之所以这么乱，俞敏洪缺乏领导能力，最好的办法是俞敏洪你不当领导，我们自己选领导。我说“行”，就从董事长、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们开始选，每个人都想当，他们想得很简单，只要俞敏洪离开，一上去就能整理得干干净净。
他们开始做领导，我退出来。我拥有新东方创始人的头衔，而且拥有55%股份的人，结果董事会都不让我参加。说你往我们这么一坐，我们不知道怎么开会了，不知道怎么批判你了。总裁办公会不让我参加，新东方校长联系会也不能参加，我变成新东方普通老师，拎着书包上课去。从01年底开始一直到04年10月份，他们每个人都当过董事长和总裁了，结果谁上去都整理不好，最后把我叫回去：“董事长、总裁这个位置不是人做的，还是你来做。”我04年的9月份才回到总裁的位置上。
这有一点儿像小孩过家家，其实主要错还在于我，如果我以现在的本领去管新东方，两天的时间就管完了。我当时连有限公司跟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自己搞不清楚还请好几个咨询公司。我们先请中国咨询公司，给我们咨询半天，说：“新东方这一帮人没法弄，你们一开会就说感情多么深厚，也不谈管理，算了我们不咨询了！”咨询费都不要了。我们想国内咨询公司不行，又请了国际咨询公司，请普华永道，给他们300万。他们说“太简单了”，弄了无数的报表，但是没有一个人照着做。新东方11个人全是董事会成员？那也没事，按照规矩，11个董事成员就某一个问题解议，只要6个人同意就算通过，5个人反对也没有用。实际操作时却是一票否决制——大家都是哥们，只要某个人说这件事不能干，其他10个人同意也没有用。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下去的。董事会从早上开到晚上2点钟，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普华永道调了三个月，说：“我们不要钱了，我们走。你们新东方是不可能干企业的，你们都是北大的书呆子，个人感情非常容易影响情绪，感情怕受到伤害，不可能干成事情。我们不管了，钱也不要了。”
其实后来我拥有新东方45%的股份，并没有到55%，因为我把这10%留下来作为发展人才的股份基金，之后用三年的时间把那个股份稀释掉了，资本又来稀释，新东方上市的时候股份只有20%。
新东方到05年融到国际资本之后，就开始做上市的准备。实行股份制后，原来的人员从出纳、会计到财务经理全部放光，一个不留。这不是表达对我的不信任，他们认为我跟这些财务人员的根基太深，创业开始就跟着我，俞敏洪下个命令想贪污一二百万，他们还不就拿出来。所以绝对不能让俞敏洪的财务人员控制新东方，从2001年开始新东方财务人员就变成外勤的财务人员。而且从那开始我就不当董事长了，带来的好处是新东方的财务结构必然正规化。我不当董事长，我也要看帐，他们也想看帐，帐目必须永远公开，永远只能做一套帐，不能做两套帐。新东方进行上市筹划的时候，财务结构相当完整。不过当时我生气得想自杀：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把你们这些哥们请回来，最后迎来的是对我的强烈不信任，恨不得把我弄死，还是人吗？他们倒过来也觉得我不是人，等看到后来的新东方才知道，这一帮人真的给新东方带来很大的发展。
你手下的人跟你吵架，你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他是站在更高的高度，或者更正确的角度跟你吵架的话，你应该接受这种吵架，否则你一生气说：“你们都回去，我一个人干新东方！”他们肯定背着包就走了，新东方肯定也是一个家族企业，说不定都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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