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大师草婴
据说，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婴一个人。从50多岁开始，草婴前前后后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从《老人》迈入俄罗斯文学海洋
草婴生于浙江镇海一户殷实之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草婴把目光转向当时被认为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苏联。受鲁迅“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理念和“领路人”姜椿芳的影响，开始文学翻译的生涯。
草婴翻译的第一个俄罗斯短篇小说是普拉东诺夫的《老人》，刊登于1942年《苏联文艺》第二期，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草婴”这一笔名。这篇约7000多字的作品，描写基舒卡老爹只身抗击德国鬼子的英雄壮举，小说格调与当时的国情十分吻合。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草婴翻译了巴甫连柯的长篇小说《幸福》，而为他赢得空前声誉的是1955年翻译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作品先是在《译文》上刊登，由于小说内容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改革，得到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和推荐，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小说主人公娜斯嘉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这篇翻译作品影响乃至催生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并在新时期被誉为“重放的鲜花”。
从肖洛霍夫到托尔斯泰传播现实主义的光辉
徜徉于俄罗斯文学世界，草婴发现俄罗斯文学和它的土地一样广阔，它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俄罗斯有900年的沙皇统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与中国有共同语言。在众多俄罗斯作家中，草婴最后选定以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主攻目标，“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的感受是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一名战俘的故事，作者对主人公索科洛夫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和占主流地位的“不是阵亡就是叛徒”的观点格格不入。小说在《真理报》连载后，报纸被抢购一空，很多市民在寒风中聆听了电台的广播，热泪盈眶。
有着思想家敏感的草婴立刻动手翻译了这部作品。随后，他又翻译了肖氏的《顿河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世纪80年代，草婴重译为《新垦地》），在读者中均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文革”期间，草婴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很早就接触过托尔斯泰作品的草婴认识到，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巴金称誉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是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作为巴金的朋友，草婴是服膺这一评价的。但在这座举世景仰的大山面前，草婴一直不敢贸然动笔，而是在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之后，直到1977年，他才着手翻译托尔斯泰，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译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卷，共400万字。
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托尔斯泰全集》，那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译者全部请自全国各地，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则是草婴独自一人担当。翻译家蓝英年说：“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毅力、严肃的态度，中外文深厚的造诣，还需要才华。”
有人说，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滋育了中国文学。这其中，当然有草婴的功劳。
从“三无人士”看翻译家的精神追求
采访中得知，草婴竟是一位“三无人士”——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直靠翻译的稿酬为生。他先后担任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但没有一个是拿工资的，直到199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资料馆馆员，才有了每月2000多元的“车马费”。他不是没有领导才干，也不是没有出山机会，“文革”结束，组织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可为了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谢绝了。他说：“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
对此选择，草婴一直无怨无悔。他有自己的逻辑：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我翻译的选题不是可以更自由吗？可是，“文革”期间，为了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那时，肖洛霍夫被称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草婴作为他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运交华盖”。在劳动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肠大出血，送到医院，胃被切除3/4；后来是从卡车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后虽然愈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婴一生翻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余部，七八百万字，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完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啊！
草婴的夫人、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盛天民介绍说，从事翻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上午翻译，下午整理资料、看书。为了确保译文的质量，草婴给自己订了一个硬指标：平均每天只译1000字。草婴说：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感情被打动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种氛围之中。
他翻译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时，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有一次，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神情忧郁，思想不集中，过了一会儿，草婴难过地告诉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草婴的耕耘为他赢得了荣誉。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的作家，得过“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荣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并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但草婴的价值不止于此。作家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这样称赞草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对比时下某些人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草婴不仅足以让翻译界警醒，更让我们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