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5日贾平凹、韩寒等50位作家公开发布《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算起，作家联盟和百度文库“开战”已经半个月了，但知识产权专家却并不看好作家们的维权前景。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张平3月31日就表示，受知识产权案件举证责任等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维权前景“不容乐观”。
她还表示，现代网络技术本身已经向版权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在全世界都对网络着作权保护‘力不从心’的时候，必须思考建立一套新的版权制度来适应时代的需要。”
对于作家联盟的维权行为，网络舆论大多表示了理解与支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表示，百度文库不付版权费就以作家作品来拉动网站的流量，侵权“几乎是可以认定的”。但张平等知识产权专家却提醒维权的作家们，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作家若真从道义的高台走上法庭的原告席，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知识产权案件对举证责任、司法程序等，一般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作家维权，除了要以一己之力与大网络公司‘单打独斗’外，还要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承担很重的举证责任。”张平表示，在版权受到侵害时，作家只能“一方举证走到底”。对没有强大的版权代理商的中国作家来说，放下创作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家辉还提出，中国现行法律对此类赔偿的法定标准“很低”，往往几千字的作品被侵权，胜诉了也只有几百元的赔偿金。“这种连基本损失都难以填平的低额赔偿制，也让作家缺乏以法律手段维权的动力。”她说。
据张平介绍，目前我国对互联网环境下版权保护的立法并不落后。除了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这两个国际条约外，我国还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来专门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此外，《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明确规定了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今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免费提供侵权作品以增加网站流量点击率、间接收费的模式，也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并规定侵权者不能提供版权所有人同意使用自己作品证明的，就可认定为“未经着作权人许可”。
“但是，这些立法口号喊得很高，在现实中却几乎做不到那么好的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形普遍存在。”刘家辉表示，再加上中国公众的版权意识还没建立起来，网站任意转载没经授权的作品的风险很低，出事了也可以以“避风港”原则来免责，一接到权利人抗议，就把作品删除了事，“这让中国版权人几乎随时处在‘被侵权’的状态。”
避风港原则最早来自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指在发生着作权侵权案件时，如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
除了法律执行力度的因素外，张平特别指出，互联网时代里版权保护的困惑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在网络发展与版权保护的博弈下，“全世界都对网络着作权保护‘力不从心’。”“而中国这个互联网大国由于人口效应和网络效应叠加在了一起，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她说。
张平表示，现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首先给版权保护提出了新难题。“我们现有的版权保护制度，是在传统的‘一一授权’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个契约关系在互联网时代里发生了变化，拥有各种‘技术手段’的网站成为了新的传播商。这意味着，当你的作品被某个网站任意使用的时候，很可能一种规避版权的网络技术，会让你找不到‘维权对象’。”
比如在旨在把大量网络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的云计算技术下，每个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云”，“云”对用户是可以无限扩展、随时获取、按需使用的。“很可能在你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你的作品就被存到了‘云端’。这时候你连作品在哪朵云上都找不到，更别说找哪家网站维权了。”
此外，即使版权人对某家网站有授权，在未来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三网合一”的趋势下，如何判断授权、侵权与否，依然是传统版权制度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技术都是势不可当的，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如何落实版权保护，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张平教授说。
除技术原因外，张平表示，在互联网环境下，各国司法为了平衡互联网自由、开放、共享的优势与版权人的利益，有时也会令版权保护“作出必要的牺牲”。“从公众方面看，他们追求方便至上和私人目的的最大满足。而随处可见的网络让侵权的‘门槛’越来越低，互联网容易让‘非法上传’的定义在公众眼中变得非常模糊。”即使是在英美等版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国家，也面临这样的困扰。
对中国而言，互联网时代的版权保护还面临几个额外的困难。除了平衡信息产业的发展外，公众的利益和承受力也是必须正视的因素。
百度文库在作家联盟的“攻势”下建立了“合作平台”和“版权方绿色举报通道”后，网友“wangyuling0012”却质疑：“为什么那么多人买盗版、下载盗版？一本没多厚的小书三四十、一盒磁带五六十。中国穷人还是很多的，特别是那些学生们，因为没钱就得不到知识。这样越穷的人知识就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张平表示，诉求不一的版权人面临同一个“既希望传播又担心被侵权”的矛盾心态。“比如作家联盟中，既有希望得到高保护、高版权费的知名作家，也有希望思想得到更多传播、又要劳动得到尊重的科研、学术人士，还有不要版权，只求提升注意力的草根作者。现有的版权制度难以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
尽管互联网向版权保护提出了各种挑战，但张平等表示，互联网精神与版权保护并不矛盾，一部作品离开网络传播，也难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因此，她认为建立一套中国式的网络环境下版权授权模式，让“自由传播、有偿使用”成为原则，让版权人、网站和用户三者“合作共赢”应该是更好的出路。
“对互联网传播有不同要求的版权人，可以在网站发布作品前，把自己对版权的要求轻松标示出来，就像超市里明码标价的商品一样。”张平说，“草根作者可以选择‘免费’传播自己的思想，名人作家也可以有更多的收益。这样版权人的利益能得到‘个性化’满足，网络用户不用背负道德的谴责，服务商的经营风险也会降低。”
“互联网服务商可以从广告收入中拿出付费的钱，其比例可由国家物价部门制定一个指导参考区间。比如谷歌在美国曾拿出63%的盈利支付版权相关费用，根据中国国情和不同网站的规模，这一比例在20%-60%之间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张平说。
考虑到支付成本，张平建议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版权保护的做法，“可以由代理人得到收益，再转给着作权人，网站无需主动去找成千上万的权利人，一一寄钱，只要发现了问题，就去找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