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决定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共涉及162个品种。
这已是发改委近7年来第27次下调药价，但老百姓仍普遍反映看病贵。政府政策善意缘何难以惠泽普通老百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乃症结所在。每当国家指定的药品降价后，就会陷于“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的尴尬境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降价死”。此前有媒体报道，杭州市某平价大药房，开业3年间3000多种药品因降价没了踪影。更有甚者，一些“降价药”新瓶装旧酒，经改名变新药，高价再上市，把降价变成了涨价。于是，降价幅度看似不小，减负金额也很可观，却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不能从梦想照进现实。
“降价—消失—出现新药品—再降价—再消失”，药价调整为何遭遇“西西弗斯命运”，值得反思。一言以蔽之，单纯降价行为没有真正触及看病贵的根源，即“以药养医”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药品的高利润拉动医院的经济效益，医生开药拿提成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医疗机构、医生和药企通过药品销售构成利益联合体。当下调药价损害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时，就会极尽能事加以抵制。首先，医生抛弃降价药，改用价格更高的同类药代替，随着医院对药品需求量的锐减，企业开始调整产品结构，转而开发更有利润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没有权力制止企业停产降价药的做法；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也无法监督医生开高价药的行为。面对药企和医疗机构的“软抵抗”，我们几乎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降价效果遁于无形。因此，靠下调药价为看病贵减负的美好愿景，也不可能通过政策层面的小修小补予以实现。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全国政协委员刘凤去年调查了全国范围内的125家乡镇卫生院，发现“药品收入占整个卫生院收入的70%到80%”。乡镇卫生院服务的是低收入的农村消费群体，看病贵更是他们不能承受之重。N次下调药价，不如一次医药分家。唯有打破以药养医的传统体制，斩断寄生在药品利润上的利益链条，遏制医生用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利益冲动，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看病贵的局面，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