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后金融危机时代谈中国服务业

　　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越来越重要。但中国走向世界的路途并不会一帆风顺，其中必然伴随着争斗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缓解与既有势力的冲突，实现平稳的崛起？这就需要对国内经济状况的清醒认识以及正确的国际国内策略和高超的博弈智慧。

　　本书收录了作者何帆近年来对于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和中国对外投资等话题的一系列著述和思考。

　　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走到九十里，我们可能刚刚走完五十里。过去20年，“全球化”、“城市化”这两列火车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

　　“我们正走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但是，山中的浓雾让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还以为自己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当太阳出来，迷雾散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离悬崖的边缘只有数尺之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全方位阐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该如何互动，中国要如何融入世界的话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本书作者何帆。

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走向多极

　　本报：您在新作中提到“在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最不稳定的因素仍然是美国”。您认为这个周期会到何时结束？其中所指的不稳定因素包括什么呢？

　　何帆：从20世纪90年代到网络泡沫崩溃，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黄金增长时期，但随后就进入了镀金时代，尽管经济增长仍然很快，但是技术进步没有提高，资产价格泡沫出现，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劳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均会下降，前者由于人口老龄化，后者由于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世界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低迷。

　　目前世界经济中潜在的主要不稳定因素是，美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其债台高筑，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且可能在未来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因为美元资产持有者可能会对美元失去信心。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大量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和能源、初级产品市场，导致新兴市场货币升值、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这加剧了新兴市场的政策操作难度，并可能触发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

　　本报：美元的霸权地位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何帆：除非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更坏的消息，比如欧洲危机，否则所有的因素都对美元不利。美国的债务负担太重，贸易赤字太高，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失业率太高，所以美元从长期来看是要继续贬值的。未来的金融体系将从美元一种货币独大转变为多种货币竞争，美元仍然会是多极中的一极，但是欧元，甚至亚洲货币都可能会成为新的一极。

　　本报：从单极国际货币体系到多极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又该怎样走呢？

　　何帆：这可能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剧烈的转变，一种是缓慢有序的转变。

　　国际间的合作有助于防止破坏性的剧烈转变。中国应把握好机会。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开始起步，但仍然有较长的路要走。首先是要继续发展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另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合作。

不是点滴修补，而需大刀阔斧

　　本报：这次金融危机和以往“一般的危机”不同之处在哪里？“东亚金融危机”对此次金融危机有怎样的指导价值？

　　何帆：这次金融危机不同于过去二三十年的金融危机之处在于，过去的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新兴市场，而这次爆发在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体系需要的不是点滴的修补，而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东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危机差异较大。东亚危机主要是由于边缘国家受到核心国家的冲击。但是，东亚国家在危机之后都经过了痛苦的结构调整，这是发达国家需要学习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发达国家能够像东亚国家当年那样实施严厉甚至痛苦的改革。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的痛苦远远超过现在欧美国家的苦难。发达国家之所以走不出低迷，是由于国内改革动力不足。

　　本报：您在书中提到，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黑铁时代”，只有爆发一次技术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经济。您认为这次技术革命会发生在哪个领域呢？

　　何帆：目前尚看不出来，但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都可能是突破。新的技术革命不会只发生在一个部门，而是会对整个经济体系带来溢出效应。比如IT行业就对零售批发等行业带来了革命，所谓“鼠标加水泥”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平衡中稳步开放服务业

　　本报：截至2010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了2.8万亿美元。我们承担了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抛售或是继续持有，都会遭遇美元贬值的风险。我们该怎么脱身呢？

　　何帆：关键在于调整发展战略。从长期看，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是无法继续扩大的，如果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逐渐减少，且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对于已有的外汇储备，应通过分散资产组合、增加长期投资等方式，提高其收益率。

　　本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应怎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呢？

　　何帆：中国主要应从过去一味重视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更加平衡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再平衡。对供给方来说，再平衡意味着：制造业要进一步升级换代；要发展以高科技为主的新兴产业，占领经济增长的制高点；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从需求方来看，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巩固社会安全网，随着城市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会越来越大。

　　本报：中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您认为会有怎样的前景?

　　何帆：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服务业，尤其是为生产者服务的服务业（物流、仓储）等，会帮助制造业提高竞争力。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发展，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且提高了人力资本，为长期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但要关注对外开放中的风险，尤其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应防止大爆炸式的开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成员、财政部国际司顾问、商务部WTO司顾问、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