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又称第三产业，系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所有产业在国际上的通称。按照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的原则，服务业的四大部门分别是消费者服务业（娱乐、休闲、旅馆等）、生产者服务业 （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分配服务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等），以及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服务业具有广泛的服务特性，其核心内容是交换——包括物质产品以及资金、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的交换。
服务业的本质属性
服务业中劳动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并存，许多行业投资小、见效快，可以吸收大量不同层次的人员就业，因此有人认为只要在资金和人力方面实行高投人就必然能获得高产出，也有人将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达程度的主要指标。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欠发达地区出现了盲目攀比发达国家或地区较高层次的产业结构，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比例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服务业的本质属性缺乏深入的了解。
服务业是非物质生产部门，本质上是一种带寄生性的需求制约型产业，它的大规模发展必须以一、二产业和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为前提。尤其是在那些不具备政治、文化、金融、旅游、交通及转口贸易中心优势的内陆地区或城市，服务业与一、二产业的关系似乎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枝叶与树根、树干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根不牢，干不壮，也便谈不上枝繁叶茂。第一、二产业和广大消费者既是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又是服务业发育成长的营养提供者，因此服务业不可能撇开一、二产业而独自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少数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的物质生产部门逐渐萎缩是完全可能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形成“三二一”型产业结构，如今发达国家“三二一”型产业结构的形成是以众多发展中国家保持低层次产业结构并接受其高能耗、高污染、低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代价的，这正是目前国际或区域产业分工的严酷事实。
发达国家服务业高比重的三大主因
1.海内外两个市场的强劲需求
当今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曾经过物质生产部门长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正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和高国民收入这“双高”产生了对服务业的强劲需求，拉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服务业的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逐步具备了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并占领了大部分海外服务市场。换言之，是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共同滋养了当今发达国家的服务业。
2.本土物质生产部门不断向海外转移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多在70%以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将本土的物质生产部门向海外转移。例如日本20多年来已陆续将钢铁、水泥、汽车、家电等部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和我国。目前日本在华企业约2100家，其中四分之三为制造业；而香港则将80%一90%的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及附加值较低的工序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开办了4万多家企业，从而使香港本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85%。综观全球，那些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于资源能源消耗、劳动成本、环保和争夺未来全球经济主导权等多重考虑，均通过国际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加快其本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当然，这样做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的长足发展。
3.全能企业向专业公司转化
在当今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即企业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推动其发展的主要途径是业务外包，即企业在一个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将本来由自己完成的各种服务性业务，如会计、审计服务，法律服务，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和网络服务等剥离出来，发包给不同的专业公司。如此一来，既有利于本公司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又生长出了如今在发达国家占服务业40%左右的生产者服务业。
这种现象常被西方学者称为制造业的“第三产业化”和“服务化”。这种剥离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经济利益使然：由于制造业从总体上来说利润呈递减趋势，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呈利润递增趋势，跨国制造公司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纷纷调整其战略，将竞争重点从产品制造转向客户服务，以提高制造业的获利能力。例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中就有三分之二为制造业服务，著名的西屋公司收益中的一半来自其服务业子公司，而通用电气（GE）则明确提出要把GE由制造业公司转变为服务业公司，并已经进行了战略调整，原有制造业的业务则进行转移或外包。据估计，在美国，服务活动在现代制造企业中约占投入成本的60%－75%。
我国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几大制约因素
1.在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物质生产部门尚不发达，人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对服务业（尤其是高端）发展的需求还不旺，拉动作用还比较小，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关联度还比较低，导致产业价值链短，经济效益低下。事实表明，我国大多数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主要取决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规模和水平，因此一定要紧紧抓住当地一、二产业（基础产业）的发展不放，同时将服务业的发展重点转移到为当地基础产业服务上来，伴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2.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服务范围是跨国界的，其金融、保险、运输、医疗、教育、体育、科研、影视、音乐制作等部门的全球强势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这些部门的产业渗透在我国处处可见。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没有给我国的高端服务业留下多少发展空间，这势必要影响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而在国内，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相对发达的服务业也会抑制邻近的中小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3.在国外服务业内部结构中，生产性服务（即生产者服务）比重较大，主要工业国达50%以上。而我国生产性服务比重小，仅占28%左右。因此，要提高我国的生产性服务比重，完全可以将本来由生产企业自己完成的会计、审计、研发、设计、信息、物流、技术咨询、广告营销等各种服务性业务加以剥离，发包给不同的专业公司来做。事实上，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信息、通讯等高层次服务业已开始出现“服务外包”的明显趋势。但企业业务外包发展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要有一个诚信度很高的经济环境，能够保证大量的外包业务按时按质完成，外包契约能够得到连续、顺利的履行，使各方的利益关系得到维系和保证。认真分析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经济生活环境中诚信体系的缺失。
4.在我国，许多服务领域至今仍被当作非生产性的活动，本可以产业化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服务领域，却被当作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例如对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医疗卫生、后勤服务、市政服务等部门，过于看重其社会公益性的一面，企业办社会、机关事业办社会等现象仍很普遍，这样既加重了自身负担，又影响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虽然由上而下动了一些“手术”，例如实施“主辅分离”、后勤分离、科研院所改企等等，但局面尚未彻底扭转。因此，必须加快适宜产业化经营的社会事业的改革步伐，把发展服务业与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业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服务经济主体。
